探索中的史學方法論

探索中的史學方法論

　　內容提要：文章指出80年代以來的史學方法論研究是與史學基礎理論研究攜手並進的，分四部分介紹了1987至1990年初有關學術的成果，對未來學術走勢作了預測：一、史學方法的結構體系。主要介紹了趙吉惠的「三層次說」和趙軼峰的「四層次說」。二、唯物史觀與史學方法論。介紹了有關唯物史觀為何能作為史學方法論、其甚麼範疇和原理可以視為史學方法論、馬列經典著作提供了甚麼史學研究方法的探討，以及對階級分析法的地位、適用性、運用原則的新看法。三、由其他學科引進的研究方法。重點介紹了對史學系統方法、史學計量方法和史學心理分析方法的適用性、運用原則的探討。四、辯證邏輯方法及其他。簡略評介了對現行史學研究方法之分析-綜合法、歸納-演繹法、比較法、具體-抽象-具體法、歷史與邏輯相統一原則等的探討。
——刊於專著《中國歷史研究專題述評》，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約8,500字

在充满「史學危機」感的氛圍裡，進行了一場思維層次較高的熱烈探討，構成了八十年代史學界的主旋律。這個主旋律是由两個齊奏的分部構成的，一是史學理論的探索，二是史學方法論的探索。史學理論的探索，表現為縱向深入的發展：以歷史本體論(歷史主題、動力等理論)開始，經歷史規律論(規律觀、亞細亞細方式、五種社會形態說、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原因等)和史學認識論(史學研究的主體、客體與中介、史學思維、唯物史觀)後，又回到歷史本體論(歷史創造者)上來。史學方法論的探索，卻表現為橫向鋪開的發展：1981年前後，同時引進比較史學、計量史學的方法，探索自然科學方法論的應用。1985年前後，這些探討都形成高潮。其間，對每種方法的探索都是同時從三方面進行的：一是介紹與評述，二是理論上對應用的可行性、有效性及具體方法的探討，三是實際應用於史學研究。1987年起在繼續有所擴宽和深化的同時，開始出現一股反思與整合探索成果的努力，對新方法進行了綜合評價的階段。如戎笙的《台港史學方法論述評》(《史學理論》1987年1期)、朱孝標的《西方現代史學流派的特徵與方法》(《歷史研究》1987年2期)﹑張雄的《評湯因比(歷史研究)史學方法論》(《南京大學學報》1987年3期)、高鐘的《當代西方史學方法之集錦──(剑橋中國晚清史)史學方法的借鍳意義》(《湖北社會科學》1987年7期)、林壁屬的《馬克思‧韋伯歷史方法論批評》(《史學理論》1988年2期)、陳洪進的《當今國外史學思潮》(《世界歷史》1986年11期)等。這些文章反映出初期那種過高熱情與期待，已轉向為清醒的理性的分析評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原則經過了衝擊、比較和吸取新因素而顯得更充實有力。理論探討和具體應用二者開始結合，出現了一批在實例應用中探討新方法、在理論探索中引進自己的實際應用經驗的文章，唯物史觀在應用新方法過程中的指導作用也明顯增强。這些新的變化，展示着我國史學正從「低谷」和「危機」走出來的大好轉機。
　　本文擬以羅寶軒的《1979年以來關於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論探討的摘述》(《歷史教學》1986年7、8、9期，以下簡稱《摘述》)和鳳鳴的《一九八六年全國史學理論討論會紀要》(《近代史研究》1986年5期，以下簡稱《紀要》)二文為起點，重點對1987年以來史學方法論的探索成果作簡要的評述。

一﹑關於史學方法的結構體系

　　史學方法論，是關於史學方法的體系構成、史學方法的應用規律、規則及史學方法發展史的研究。1986年以前，史學方法體系未受重視，諸多《史學概論》教材，有的不講方法，有的只講史料學方法和編纂學方法。吴澤主編的《史學概論》(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6月版)首先將辯證邏輯方法原理引入歷史研究方法系列，與歷史方法(歷史主義原則的應用)合稱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未作系統化。1986年中期起，史學方法體系遂成為討論對象，《紀要》已設「歷史科學方法論的對象、內涵和層次」專題。對此，目前主要有「三層次說」和「四層次說」两種主張。陳家聲認為，史學方法論是一個系統，整體、結構、層次、有序、開放等原則，對它都適用。它可分為三個層次，即特殊方法(只適用於史學某一分支)、一般方法(適用史學各分支)、哲學方法。
　　赵吉惠在專著《歷史學方法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一章中也認為，史學方法可分為三層，並列圖表表示：最高層次是普遍方法，即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包括階級分析方法、社會經濟結構分析方法、唯物辯證方法等；主體層次是一般方法，包括整理考辨史料的方法、歷史的分析方法、階級分析方法、邏輯分析方法、歷史比較分析方法、歷史系統分析方法、歷史計量分析方法、歷史心理分析方法等等；此外是特殊方法，如考古學的碳素測定年代法、經濟史的統計方法等。赵軼峰主張「四層次說」，他在《關於史學方法論對象及其結構關係的探索》(《天津社會科學》1986年5期)一文中，提出史學方法論包括四項基本內容：一是歷史哲學，即唯物史觀，包括歷史發展觀、歷史認識論、歷史價值觀；二是歷史研究思維規律和方法理論，是關於一般思維規律與方法在歷史研究過程的特殊運用及歷史研究的特殊思維與方法研究；三是歷史研究工作方法理論，包括史料學方法、編纂學方法、借鍳自然科學與其它社會科學方法的技術手段等；四是史學發展宏觀控制方法理論，包括史學人才學、史學評論、史學情報信息管理、史學流派研究等。冷岫的《關於歷史思維模式的斷想》(《學習與探索》1988年2期一文也主張，研究史學方法論應把研究史學工作者的思維活動作為一個重要內容，並提出了「歷史思維模式」的概念。他認為，歷史思維模式是史學個體按史學研究的思路在對史料整合過程中所構建的一種具有轉換特色以及相對稳定的思維認知系統，包括認知、邏輯、價值、情感、審美、想像和靈感等要素，當代歷史思維模式具備整體性、開放性、隐序性三大特徵。
　　我們認為，關於史學方法論體系的討論剛剛開始，尚未到統一認識的時侯，還應進一步深化，焦點將會集中在史學思維規律是歸屬於史學認識論還是史學方法論、史學宏觀控制方法是作為史學方法論看待還是應作為史學學的另一構成看待這樣两個問題上。

二﹑唯物史觀與史學方法論

　　「唯物史觀既是歷史觀又是方法論」，是一個人們十分熟悉的說法，但對於唯物史觀為甚麼可以是方法論，其方法論內容包含甚麼，人們卻不甚了了。1986年全國史學理論討論會開始接觸這一課題，此後有了較重大的進展。這種進展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解答唯物史觀為甚麼可以成為史學方法論的問題，二是對階級分析方法進行新的探討，三是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總結史學研究方法。
　　唯物史觀為何能作為史學方法論？第一，蔣大椿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所見之歷史研究方法三種》(《求索》1987年2期)文中認為，歷史研究有两個出發點，一是事實的出發點，一是邏輯的出發點，後者就是唯物史觀，因而就有了方法論意義；第二，項觀奇的《試論歷史數量研究法》認為，一門科學的最基本的方法論是關於這門科學的研究對象的基本的運用形式的理論，因此研究人類社會歷史最基本的方法論，只能是關於人類社會歷史基本運動形式、基本運動規律的科學理論，這個理論正是歷史唯物主義(《學術研究》1987年4期)；第三，景天魁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認識的方法論》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有概括、綜合、一體化、評價與定向等五種方法論职能，當我們把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範疇和原理不但作為觀點，還像列寧那樣當作方法，就可以充分發揮其認識方法論功能(《國內哲學動態》1986年6期)。
　　那麼，歷史唯物主義的甚麼基本範疇和原理可以當作史學方法論呢？赵吉惠的《歷史學研究法》列舉了「辯證的、歷史的、全面的、系統的看問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方法」、「分析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結構的方法」、「階級分析方法」等等。楊曉榕在《歷史科學是一門總體人學》(《學習與探討》1987年1期)一文中，還提到「歷史辯證法」，他認為馬克思的科學方法就是歷史的和邏輯的方法，只能是一種高度統一的歷史辯證法。在這些方法中，人們較多地探討的是「階級分析方法」。
　　以往，人們把階級分析方法看作是普遍適用的最根本的方法。吴澤的《史學概論》開始把階級分析方法視作分析法的一種形式，並認為運用它不能超出它的適用範圍。此後的探討都是圍繞着適用範圍問題展開的。第一，適用範圍的有限性。蘇雙碧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和歷史科學的關係新探》(《社會科學輯刊》1987年2期)一文中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是從宏觀角度提出來的，並不是指所有的歷史事件。事實上，歷史上有許多具體事件甚至一些政治、宗教事件和意識形態的争論不是階級鬥爭，如西漢初中央政府與候王的鬥爭、韓愈與柳宗元的爭論、明朝的文字獄、王朝的宫廷內爭等，都只是地主階級內部或民族間的鬥爭，用階級鬥爭理論並不能說清楚。第二，運用階級分析方法時，核心問題不應是「階級本性」分析，而應是「階級政治本質」分析。姚文俊的《史學階級鬥爭理論線索探討》(《爭鳴》1988年5期)文中提出，把「階級本性」當成史學階級鬥爭理論線索的本質內容，正是導致唯心主義的理論根源。只有抓住「階級政治本質」(階級的經濟範疇和社會範疇的有機統一，通過階級的實際的、真實的「活動」表現出來的利益取向)，才能對歷史學中的階級鬥爭作出正確的定性分析。第三，必須掌握好其內涵，與其它方法結合運用。周一平在《歷史研究中「階級鬥爭」理論和方法的再認識》(《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5期)中認為，階級分析方法是毛澤東在《農村調查‧序》裡首先提出來的，但一直未作確切的說明，文革中被誇大為「分析一切」的根本方法，因而造成了簡單化、公式化、教條主義、立場感情「左傾」化等問題。他認為，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理論與方法是一個體系、只概括為階級分析方法是錯誤的。運用時必須和歷史分析、具體分析、辯證分析等結合起來，必須實事求是、注意階級鬥爭的複雜性與多側面性，還必須引入系統方法。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提供了甚麼歷史研究方法？在《紀要》中蔣大椿認為主要有關於歷史研究從哪裡出發、用社會存在揭示社會意識、用歷史觀點考察對象的方法及系統方法、階級分析法、歷史比較法、逆向考察法、假說的方法等等。關於系統方法，陳家聲也認為，馬克思已有豐富的系統論內容或系統性原則，而且他的系統思想中還包含着當代系統論還没有的某些重要原則。關於逆向考察法，丁偉志在《論歷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一文《光明日報》1984年7月25日)認為，逆向考察與順向考察一樣有科學價值。逆向考察，是採取與歷史時間順序相反的方向進行考察，是從該事物以後的歷史考察該事物，從事物的未來、流向、結果對事物進行考察。蔣大椿在《資本論》中找到了馬克思對逆向考察法的經典性論述，分析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逆向考察法的內容和特徵，認為它就是以唯物史觀的邏輯方法作思維工具，從現實出發，突出地考察歷史對象與現實生活相關的重點問題，一下子飛跃到被考察的歷史研究對象上，再同系統方法和按歷史順序方向考察問題的歷史主義方法相結合，以便深刻地揭露歷史現象的本質、歷史影响與發展規律，為應用史學服務(《求索》1987年2期)。
　　我們認為，在較深入地了解現代方法的基礎上又回到唯物史觀的繼承發展上來，是八十年代史學方法探索的最重大收穫。它使我們理解中的唯物史觀更科學了，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信仰更堅定了，運用的更自覺更適當了，這個問題的探討今後還會更加深入。

三﹑關於由其它科學引進的方法

　　以往關於這個問題的探討，涉及的方法雖多，但還是圍繞着可行性、有效性問題進行的，贊成者與懷疑者陣線分明，應用性嘗試都顯得比較牽强、片面(《摘述》)。1987年後，人們的態度漸趨接近，出現了理論探討與應用研究相結合的趨勢，開始進入具體應用方法研究的階段。從《史學理論》1988年第1期刊登的座談會紀要《歷史學的發展與跨學科的研究》來看，與會者都肯定這類方法的可行性，也提出了一些具體應用方法的建議，如「調整知識結構」、「提出幾個各學科共同關心的重要問題」，只是還較粗淺些。現選三項評述之。
　　史學系統方法。它是將自然科學的系統論方法及信息論方法、控制論方法應用於歷史研究過程產生的新史學方法。近年來的探討集中於两方面。第一，歷史系統方法的內涵。魏光奇在《史學系統方法淺議──兼評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两個爭論問題》(《河北大學學報》1987年4期)一文中，結合對洋務運動和光緒皇帝的評價問題的探討，較細緻地論述了史學系統方法的三層意義：整體觀(包括從綜合到分析、實體觀、立體觀三方面)、結構觀和系統因果律，並提出了這麼一種看法：一個歷史人物是多維空間裡無數線性社會關係的交織點；決定他的思想行為的是那個交織點，而不是他在某一條線上所處的點；這個點有時在某一條線上的位置會偏移於這個交織點，而且這個交織點也是移動的、可變的，這樣分析歷史人物就是立體觀。赵吉惠在《系統分析方法與計量分析方法》(《中外歷史》1987年3期)一文中提出，歷史研究的系統方法包括整體分析、層次分析、結構分析、環境分析、動態分析等五方面內容，第二，只有在唯物史觀指導下，與矛盾規律、辯證邏輯思維結合，才能發揮系統方法的認識功能。侯哲安在《新史學與辯證邏輯思維》(《貴州社會科學》1987年8期)中提出，系統規律是辯證邏輯思維的輔助工具，它不能代替或揚棄矛盾規律，相反，系統規律應當在矛盾規律指導下才是正確的道路。
　　史學計量方法。有廣狹二義：一是泛指運用數學方法，通過數量關係逹到歷史現象的本質和規律的方法，一是專指西方計量史學派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即利用電子計算機處理、分析史料，制作數理模型，開展對歷史現象和過程進行模擬研究，以形成歷史概念、提出歷史結論的方法。1986年前，我國對計量史學尚處於一般介紹階段，此後開始出現科學評價文章，主要有馬雪萍寫的《「計量史學」評估》(《紅旗》1987年23期)和項奇觀的《試論歷史數量研究法》(《學術研究》1987年4期)。馬文介紹了計量史學的興衰史，肯定它在提出了更進步的計量方法、發掘史料的新手段和「歸併」、「反事實假設」等注重群體性數據的新方法等三方面的成就；也提出了它的局限性和缺陷，認為西方計量史學一直脫離唯物史觀，很容易陷於歷史的抽象中，得出違反歷史進步的結論。因此，正確道路只能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把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結合起來。項文是在比較分析了蘇聯與美國計量史學派的基礎上，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李桂海的《論歷史研究中的定性與定量問題》(《江海學刊》1988年2期)則廣泛論述了歷史研究中的定量概念與定性概念，認為定量概念中有虛量與實量，數學量與矢量、具體量與總體量等區別；定性概念中可區分為社會性、時代性、階級性和範圍性四種類型。量與性(質)的關係在歷史運動中表現極為複雜與多變，只有將定性與定量結合起來，根據研究不同的對象，給以不同的結合方法，才能有利於歷史學的發展。
　　史學的心理分析方法。1986年前美籍華人黃仁宇運用大量心理方法寫成的《萬歷十五年》雖已由中華書局出版，但對心理史學方法一直很少人深究。1987年後出現了好多篇論文，主要有：裔昭印的《心理學原理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2期)、陳鋒的《論心理分析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江漢論壇》1988年1期)、林奇的《研究封建社會史必須重視對帝王個性心理的分析》(《社會科學家》1988年5期)、周義保的《史學研究應重視社會心理分析》(《安徽史學》1987年2期)等。裔文通過評介西方多種現有個性心理史著的研究成果，肯定了將個性心理學理論應用於歷史研究的可行性，也指出了局限性；陳文認為個性心理分析和群體心理(民族心理、集團心理、區域心理)分析都可以用於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研究，它有助於對歷史發展的闡釋，多層次、多角度的進入歷史的細微處，促進歷史研究的主體網絡的形成。林文探討了對帝王進行個性心理分析時應注意的原則。周文側重於探討對歷史問題進行社會心理分析的內容。這幾篇論文的共同點，表現出對引入的新方法的冷靜的理性態度，都認識到它只是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不能取代別的方法，也不能適用於一切對象。他們都指出了現有心理學著作在理論依據及運用方法上的缺陷，認為只有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才能發揮其積極作用。這和八十年代初對系統方法等那種過於厚愛的情況大不相同了。
　　我們認為，對由其它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引入歷史研究的方法，在理論認識上有所深化，但在實際應用方面效果仍然不顯著，並未能引起對一些重大的歷史問題或宏觀的歷史問題提出新的見解。與傳統方法比較起來，運用新方法的論著也還很少，應用的範圍也還窄狹。今後的發展應從三方面同時努力：一是以其它學科的研究對象、研究角度為參照系選定歷史研究的課題；二是對重大歷史問題進行多學科的綜合分析，特別是運用其它學科的理論成果進行學術性分析；三是將其它學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如社會學就已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方法系統)移植到歷史研究中來，根據這些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可行性、有效性程度確定其在歷史研究方法體系中的地位。

四﹑辯證邏輯方法及其它

　　自吴澤主編的《史學概論》起，辯證邏輯方法在歷史研究方法體系中的突出地位開始被人們所認識。分析──綜合法、歸納──演繹法、比較法、具體──抽象──具體法、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則、全面發展辯證地看問題的原則等，構成了歷史辯證邏輯研究方法的主要內容。但是，由於辯證邏輯的體系尚未模式化，各種有關著作在內容與表述形式上還有較大差異，這就給史學辯證邏輯方法的深入研究造成一定困難。幾年來對這方面的整體研究文章很少，如侯哲安的《新史學辯證邏輯思維》(《貴州社會科學1987年8期》一文，認為新史學的標誌就是應用辯證邏輯來處理歷史上一切現象與問題，但內容上超出吳澤《史學概論》的地方不多，還是闡釋性文章。對分析──綜合法、歸納──演繹法、具體──抽象──具體法等的研究幾乎還沒展開，較有成績的僅是對歷史比較法的研究。歷史比較法的探討，前幾年一直是最熱門的課題(見《摘述》與《紀要》)。1987年以後文章減少，進入理論總結和廣泛應用、與其它方法相互滲透的階段。如范逹人的《關於歷史比較研究的幾個問題》(《浙江學刊》1986年5期)一文，從歷史比較研究的理論依據、必要性與具體程序、功能性與局限性、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等方面進行了理論上的概括總結；陳其泰的《關於史學比較研究的思考》(《史學史研究》1987年3期)一文，對司馬遷與班固的史學研究、《海國圖誌》與《日本國誌》的著作思想進行了具體的比較研究；蔡克驕的《比較史學在中國的發展與前景》(《溫州師範學院學報》1988年2期)一文，對中國比較史學史作了回顧，並分為封建專制制度、經濟政策、勞動者的階級地位和階級鬥爭、封建城巿和思想文化等專題，評介了有關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的大量論著的內容與得失。
　　幾年來，還出現了一批介紹與探討其它多種研究方法的論文，給了我們有益的方法論啟發。例如：李桂海的《試談網絡與層次分析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社會科學》1985年3期)，《談在歷史研究中運用模糊方法的問題》(《社會科學研究》1986年1期)，王賢知的《加强歷史研究中的中介研究》(《史學理論》1987年3期)，謝中凡的《中介分析法與歷史研究》(《廣州研究》1987年11期)，蔣家琦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中假說的運用》(光明日報1983年2月9日)，小成的《歷史與發展研究中的假設問題》(《社會科學研究》1988年2 期)，《紀要》中霍俊江提到所謂「灰色系統方法」，等等。這類文章還應增加，諸如直覺思維與靈感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目前就只見王有彔、夏春江的《史學概論》中，關於史學研究的一般方法一節(羅民勝執筆)裡簡單地提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版)。
　　我們估計，今後在歷史辯證邏輯方法的探討方面應有較大的深入和展開，對考據、校勘、辨偽等傳統方法應出現一股理論探索和理性升華的努力。對各種引進的新方法，則側重於具體應用的探索，它們的生命力如何將由應用的效果來決定。預計形成以某種方法為特徵的歷史學派的可能性不大(如有可能也頂多是「比較史學派」和「辯證史學派」)，總的趨勢將向形成一個以唯物史觀為中心，以辯證邏輯方法為主體，包容各種有特色，分屬不同層次的方法論體系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