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烽煙

第四部   文革烽煙

背景概述：1966年6月至1968年11 月，全國陷入文化大革命空前的顛覆﹑狂暴與混亂中，中國人都瘋了，社會完全脫軌了﹗

當年拋棄富貴投身革命﹑長期在農村艱苦工作的爸媽，莫名其妙地變成了革命的對象，遭受無知的紅衛兵和睥睨權位的同事合力施行的雙重政治迫害，天天捱批鬥﹑做苦力，但也得到樸素農民的真誠保護。

我卻一直堅持在南海濱城當「紅衛兵」，成為全市第一個獨立的紅衛兵組織的創建成員，忘命地參與了破四舊﹑大批判﹑大串聯﹑奪權風暴﹑文攻武鬥﹑復課鬧革命﹑忠字運動等荒唐的「革命」狂潮，並在狂潮中成為名赫一時的紅衛兵「總長」……最後革命到自己頭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奇怪，我在這個無私而愚昧的參與中，竟會日漸養成「身處熱潮的獨立思想者」心態，還發展到公開批判《紅旗》文章的程度。更想不到這種心態使自己日後大半生都在權勢邊沿冷眼觀之，與富貴擦身而過。

故事27：狂飆突起

自1965年底起中央兩報一刊長時期持續批判「海瑞罷官」「三家村」之後，陸續傳出楊尚昆﹑羅瑞卿﹑陸定一等高官被撤職的消息，四周充滿山雨欲來的肅殺氣氛，同學們卻莫名地興奮。

1966年5月，當「五‧一六通知」的播音直衝雲霄時，我們已考完高中畢業試，轉入了高考復習期，校本部大樓﹑課室大樓牆上都貼滿了全國百多所大學的招生廣告，我幾經思量，決心在原來「非清華﹑北大不讀」的升大目標中加多了幾所軍事院校，一時熱情澎湃，日夜苦讀。

突然，學校宣佈停課搞革命，過去整整有條的校園一下子到處是亂竄亂嚷的學生，大字報狂潮鋪天蓋地而來，貼滿了所有的走道﹑園圃和體育館﹑大禮堂……初中小同學搶先發難，從任課老師的舉止習慣﹑家庭出身及「老問題」中搜尋修正主義教育的表現，大揪「黑線」「黑幫」。

學生畫的一幅「修正主義黑幫大合唱」漫畫，竟把全校所有老教師都畫了進去，校長當總指揮，因為人物都畫得唯妙唯肖，惹起圍觀的學生哈哈大笑。有人給公園貼大字報，說他們的哈哈鏡「醜化工農兵形象」。也有人給百貨公司貼大字報，說他們高掛牆上的標語「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毛澤東語錄)是「搞經濟掛帥」，引來大批市民圍觀，議論紛紛，有人說要捉反革命，也有人嘲笑省級名校的學生不過如是。校長是位老教育家，不懼怕學生革命之火燒身，卻覺得他們胡言亂語的大字報丟光了面子，為避免給群眾認出來，出街也繞道走。

不久，中央宣佈從此取消升大學的高考制度，我們的大學夢頓成泡影。但，我這位遲遲未投入革命浪潮的「升大迷」，還懵然不知是禍是福，反而慶幸自己也可以跟老紅軍一樣，有機會參加毛澤東親自領導的大革命啦。

故事28：破舊立新

文革開始時，學校還沿用老學生幹部。我是一名普通學生﹑新團員，只能天天跟著別人亂嚷嚷。市委工作組進駐學校後，他們冷落學生會﹑班委會，重用家庭背景好的學生，我才因為父母親是「革命幹部」，當上了班的紅衛兵副隊長﹑文革小組副組長，負責安排全班的革命行動，除了寫大字報﹑開批判會，就是率隊四出維持公共秩序，例如到車站維持乘客排隊，分派同學上公共巴士隨車，教乘客學習毛主席指示，監察給老人﹑病人讓座，或者在路旁設關卡，截住行人強行剪掉長頭髮﹑闊褲腳﹑怪時裝。這就是最初的「紅衛兵運動」，雖行為幼稚，動機並不壞。

毛澤東關於「破舊立新」的指示傳下來時，低年班同學比我們行動得更早更大膽，為了大破「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他們率先四出搗毀廟宇。我記得有幾次跟著別人的尾巴去看已被搗毀的廟宇，還感到十分驚訝，因為這時才知道市區裡竟有那麼多佛寺﹑道觀。在那種亂世，我竟然沒有親手搗毀過任何神像，好像冥冥中為我與「東方神秘主義」保持一種非敵對關係，現在想起也真該說聲「謝天謝地」。

最初，全校召開革命批判大會時，老師學生都可以發言，老師們十分積極，似乎這樣才能「站穩革命立場」，如同余華的《兄弟》裡那個宋立功一樣。我的班主任姓楊，是全省知名的年輕詩人，但為人謙謹，還拿自己寫的大批判稿給我看，徵求我的意見，我也真的嘰哩呱啦說了一通，他發言時也真的按我意見作了修改。他的這種謙虛，卻培養起我至今未改的一種傻勁：只要對方主動要求提意見，就不管他是甚麼身份﹑甚麼動機，都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也搞不清楚幾十年中因此明裡暗裡吃過多少苦頭。

故事29：見毛澤東

也許受了北京私自南下串聯的大學生煽動，我校的紅衛兵領袖在一次全市學生幹部大會上，竟然蜂擁而起，大鬧市委，指責他們「假革命，其實是鎮壓革命」，掀起了造反高潮。

第二天起，由副市長當組長的市委工作組在全校大抓學生中的「反革命」，掀起一片白色恐怖。後來才聽團支書說，那些日子裡他也被關起來天天寫檢討，搞到胃出血要送院搶救。有個女學生幹部後來在「訴苦批判大會」上哭訴說，她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後，連毛主席像章也不准佩戴，只好晚上躲在蚊帳裡偷偷地把像章別在胸脯的皮膚上，在極度的疼痛中虔誠地「向毛主席請罪」，傾吐決心跟著他老人家革命到底的心聲。

瘋狂的「革命」遇上了巨大的阻力，瘋狂的紅衛兵陷入了自招的苦難中，他們唱起了「黑夜中望見北斗星，紅衛兵想念毛澤東」的悲壯歌曲。

就在這「革命的關鍵時刻」，8月18日﹑31日毛澤東連續兩次接見了紅衛兵﹗消息一下子傳遍全國，不久我們學校也奉命推選200多名紅衛兵代表上北京見毛主席。9月7日晚我們登上火車，路上每到一站都衝進大批紅衛兵，車廂越來越擁擠，我們讓了一次座位後再也無位可坐了，最後被擠到車廂之間的過道裡。因為廁所也站滿人，男同學小便只能就地用口盅盛著，而女同學只能用手巾捂著，再傳到窗口擰乾。就這樣經過三夜兩天不吃不睡的艱苦行程，10日早上到達北京，住進北京體育學院，安頓在大型體育館的體操墊上。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北方，最大的新鮮事是第一次和大群人一起裸體洗澡，還可以晃著小陽具走來走去，至今記得當時深感畏縮而新奇的心態。

我們先在中學區看了幾天大字報，參觀北大學生革命派與保皇派的大辯論，抄了某某夫寫的「血統論」，聞知了造反派四大領袖的英名。9月15日早上4時半起床，7時被送到天安門廣場，在苦等幾小時後，接受了「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舵手」毛澤東的「革命大檢閱」。因為人太多太亂，這次毛澤東臨時取消了乘車巡行，我們只能站在北大學生隊伍後面遠望著天安門城牆上那個最紅最亮的頭顱，拼命地叫呀跳呀，狂呼呀亂唱呀。

一生中能有一次忘情到極度愚蠢的崇拜，也真「過癮」啊﹗當我們帶著完全喑啞的喉嚨乘車撤出天安門時，只見廣場上人們丟下的鞋子﹑袋子已被堆成一座座小山。

我們回校後，開始理直氣壯地鼓吹「血統論」，有的班還在教室門口貼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大幅對聯。除了紅衛兵，其他同學都禁若寒蟬，不少開始逃離學校回家。出身不好或當過右派的老師，從此陷入無窮無盡的折磨中。團支書和我在班中沒這麼偏激，但也變得事事以英雄自居，決不容別人反對。我記得，這時期和幾位「出身不好」的兩位女同學做過個別談心，鼓勵她們「踢開家庭鬧革命」，卻想不起為了甚麼﹑效果又如何了。總之，我們不同出身的同班同學再次坐在一起有說有笑，已是三十年後的事，那次我從香港回來，邀請市裡幾位同學聚會吃飯，卡拉OK，他們居然都來了，令我很感動，於是顧了的士，親自把他們逐一送回家。

故事30：官民混戰

剛湧現「紅衛兵」時，已嚴格要求加入者的「家庭成份」*必須是「紅五類」**，一個同學因為檔案中記錄父親曾被判「勞改」不能加入紅衛兵，很不甘心，自己作了大量調查，發現原來是父親與勞改犯同名造成的錯誤，於是寫大字報申辯，但紅衛兵不接受，結果他組織大批普通勞動家庭出身的同學成立了「紅旗兵」，模仿紅衛兵的建制及行為，而且發展迅速，激起紅衛兵圍攻，說他們是「反動組織」，一時搞得兩兵對立，吵吵鬧鬧。我沒有參加這種吵鬧，想不起紅旗兵後來是怎樣被解散的了。

不久，市委工作組灰溜溜撤出學校，「踼開黨委鬧革命」已成浪潮，校園陷入更大混亂中。北京紅衛兵一批批南下，煽動本地學生衝擊各級黨委和政府。因為市政府癱瘓了，不能及時預報台風，造成了百年不遇的大破壞，死了很多漁民，塌了很多民房，港口碼頭和水利設施嚴重毀壞。市文化革命委員會號召全民「下鄉救災」，紅衛兵認為義不容辭，我於是帶領全班同學下到郊區農村，在水利工地連續苦戰了半個月，期間還主動讓出再次上京見毛主席的機會，堅持戰鬥在抗災前線。後來很少見人提起紅衛兵文革中做的這些好事，故我要特別記上一筆。

那些日子裡，所謂「黑七類」的市民幾乎家家被搜，人人提心吊膽，紅衛兵可以擅自入屋破牆掘地，搜索金銀財寶，追查「變天賬」***，城市變成了地獄，昔日善良聰慧的好學生都變成了兇狠的小魔頭。我因為當過初中班級的輔導員，暗自傾慕著該班一位小女生，心目中的她肌膚雪白，舉止斯文，成績突出，還是個班幹部，本已準備培養入團。一天，當我從小同學口中知道她也因為出身不好慘遭災變而不知去向後，曾有過霎時的迷惘，心慌意亂地在校園裡到處尋找她的身影……

這時，文革完全走了樣，「走資派」被丟在一邊，卻在普通群眾中掀起了「清理階級隊伍」的狂潮，許多市民只因家庭出身不好或講過一兩句不滿的話，就被打成「階級敵人」，開除公職﹑工作﹑戶籍，被民兵押回農村種田，甚至打成反革命，被判長期徒刑或死刑。我記得曾跟隨民兵小隊一起，押送一個青年職工回鄉，一路上幾個民兵都揹著槍，但沒有捆綁那人的雙手，一隊人閑閑散散地邊走邊談，倒沒感受到甚麼火藥味。

現在已看得很清楚，紅衛兵風潮其實只是序幕，只是籍口，真正嚴重的破壞與血腥的爭鬥，都發生在社會上﹑機關裡，學生紅衛兵只是被人利用的槍劍，後來被徹底拋棄流放的是紅衛兵，最受後人詛咒的竟然也是紅衛兵﹗

「打倒保皇派」的口號越來越響，在團支書帶動下，我和許多造反派同學一起衝破班級的藩籬，籌備成立跨班級的造反派組織，經過幾番吵吵鬧鬧，終於組建了學校第一個(很可能也是全市第一個)脫離革委會領導的「九‧一五紅衛兵戰鬥隊」。

附註：*階級出身﹑家庭成分，指父母親在解放前的階級身分，出身不好指父母親曾是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和右派份子等。黑七類即指這些「賤民」。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後取消了人人必須填報家庭成份的制度。

**紅五類，文革中指革命階級的身份，包括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五種。不久多數革命幹部淪為「走資派」。

***變天賬，文革中指少數市民秘密收藏的舊社會地契﹑屋契，國民黨時期的任命書﹑國旗﹑黨徽等物品。

故事31：井岡情結

紅衛兵紛紛獨立，風雨滿樓，一位當校革委會副主任的同學擔心發生搶劫，約我一起將全校學生搜羅來的金銀財寶送交國庫。這天烈日當空，我倆從倉庫裡把幾百公斤金磚﹑銀元﹑珠寶﹑首飾用皮箱布袋裝起來堆到手推車上，零星的就信手丟在車板上，然後推車走出學校。金磚銀元在陽光下熠熠閃亮，我們赤腳走在發燙的柏油路上(那時的學生夏天沒有鞋穿)，蹦蹦跳跳地穿街過巷，既沒人護送，沒人監視，更沒人來搶，我們只覺得任務光榮，也沒絲毫邪念。到了人民銀行，職員竟也毫不驚奇，慢條斯理地叫我們把金銀財寶拿到檯面上，用指甲逐一在金器上面劃一劃(藉以判斷純金含量──成色)，然後分類合計，最後寫了一張很簡單的收條交給我們，稱收到金多少銀多少，共值多少錢。如今想起這往事不勝感慨：假如現在身處其中，你想還有多少人能夠獨善其身？可見社會經過「革命」或者「改革開放」之後，道德水準也可能有退無進，其中之奧妙深著呢，總之對甚麼「高尚神聖的字眼」都不應該迷信﹑偏信。

不久紅衛兵開始「全國大串聯」，我熱血沸騰，寫了一張大字報鼓吹步行串聯，誓言要用雙腳走遍革命聖地，磨練革命意志。一個鼓吹乘車串聯更好的同學向我發出「大辯論挑戰書」。於是我倆每天晚飯後就站在學校大門旁，互相冷嘲熱諷，竟一連辯論了三天，招惹眾多同學圍觀起哄，因此「出了名」。其實事後兩人串聯都既乘車亦步行，也都成了紅衛兵領袖，我文他武，我保皇他造反。再後來還當過同事，他開車我坐車。

「九‧一五紅衛兵戰鬥隊」自組了一個13人的長征隊，由團支書和我做領隊，實踐步行串聯的決心。因為這時父母親都被當作走資派捱鬥沒錢寄來，我只好穿著單衣薄褲領隊步行。先到了廣州，打算在那裡申請乘火車往遵義，然後用雙腳重走毛主席正確路線領導下的後半截長征道路，但久候車票不果，只好改為沿著京廣鐵路步行北上。在韶關接待站，我們抓住了工作人員隨便亂拋物品的「小辮子」，迫使他們同意支付宣傳費，買了幾件樂器，翻印了1000份以我們長征隊署名的《學毛著一百個怎麼辦》傳單，沿途派發，揚名立萬。

一路上吃喝住都不花錢，只憑學校證明簽名認賬就行，路經韶關﹑韶山﹑長沙﹑井崗山和安源，部分人還到了武漢。到井岡山時，我膝頭都凍腫了，行走困難，連黃洋界也上不去。這時適逢毛澤東七十三誕辰，接待站要給每位紅衛兵加菜，從下午起我們就輪流排隊，只有一件軍大衣，誰排隊就誰穿，結果在冰天雪地中站了八個小時，直到半夜才搶到每人一碗紅燒肉。記得當時腦膜炎流行，很多紅衛兵病了，中央派直升飛機送藥送醫生來，因為盛傳江青要隨機前來，萬人圍觀，我擠不進去，只能站在井岡山管理處大樓門前，遠看著飛機降落，依然被機翼鼓起的狂風敗葉刮得睜不開眼。停機坪秩序十分混亂，飛機下降時尾槳打中了一個圍觀學生的腦袋，被迫停留了幾天。

相傳井岡山上有六萬紅衛兵，而接待站原計劃只接待五千人，不勝負荷，要鄰近的野戰軍兵工廠做餅乾，接連幾天軍機像大雁隊形一樣在茨坪上空飛旋，不斷空投餅乾。後來和我同在生產兵團機關的軍人中有些做過餅乾，所以得知。我們當時也領到幾大包餅乾，下山時邊走邊吃，一直吃到吉安市。想來還覺可笑，我們到吉安市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到飯店吃了一頓魚。因為一個漁民之子說太久不吃魚了，心裡憋得不行，非要我們陪著吃頓魚不可。後來我聽說廣東要征兵，一心趕回去應征，卻誤坐了煤礦環路火車，在安源﹑萍鄉幾地轉了幾個圈，最後只好放棄。

這次上井岡山對我影響深遠，回校後便將自已的組織改名「井岡山兵團」，模仿紅一軍團刻了一個大方形印章。十二年後又以井岡山所在山脈的名字為兒子命名。四十年後我從香港出發重上了一次井岡山，見茨坪建了一個大公園和很多高樓大廈，原有觀感蕩然無存，極感失望。也是這時才知道，井岡山時期因為派系爭鬥錯殺過很多革命領導人，而且被害人一直都蒙受著「叛徒」﹑「土匪」罪名，鳴呼哀哉﹗方知我爸媽經過幾番革命和內鬥仍留得性命在，已是十分幸運了。

故事32：奪權奇聞

1967年一月初，在毛澤東親自鼓動下，「奪權」風暴由上海﹑山西蔓延全國。我卻很麻木，在家過了春節才回校，豈知「井岡山兵團」一批在校同學參加了「全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奪權總指揮部」，而且一起奪了市委的權後，又奉命奪了市委機關報《某某日報》的權。但當晚收到新華社的電訊稿後，編輯請示他們如何編發，還說：「你們既然奪了權，就該決定怎麼辦，但我要說明，這個決定是要負政治責任的，你們中由誰簽名呀？」幾個工人代表一聽怕了，把紅衛兵代表推出來，誰知我們這位同學更怕，連忙把已經放進軍大衣口袋的報社公章拿出來，說「這個權我們不要了」，急急拉隊回校。

低年級同學眼看我們奪了市委的權，只好去奪學校領導權，同樣鬧了笑話：他們衝到校長家裡宣佈奪權，校長說公章一直放在校務秘書那裡，你們去問他要吧。於是他們帶著校長的紙條找秘書，要了公章放在衣袋裡，便出告示宣布奪權成功，但所有日常工作，原來誰負責的還是由誰說了算。

正當社會和校園亂得不可開交之際，毛澤東給解放軍發出了「三支兩軍」號召，軍訓團奉命進駐學校，主管文革運動。我們學校的軍訓團等級極高，全由野戰軍的團長﹑營長﹑連長們擔任軍訓團的同級職務，分別領導校﹑級﹑班。

那時，全國學習解放軍的口號響徹雲霄，紅衛兵們由衷敬畏解放軍，他們當中流傳著軍訓團首長的許多英雄事蹟，例如某營長是中印邊界反擊戰的搏鬥英雄，某連長是全軍大比武時的神槍手等等。因此大家都服服貼貼，乖乖的回到班裡，天天搞軍訓，學毛著，其餘時間由紅衛兵領導大家寫大字報，開大會批判校長﹑黨支書﹑「老右派」教師……學校又有了「秩序」。

這時「東風」﹑「紅旗」兩派對立日益嚴重，我們為了擴大勢力，發展紅衛兵再不問家庭出身，只看是否政見相同，因而收留了大批「出身不好」的同學，我還記得當時內部氣氛十分和睦，每次大會有說有笑，但總部領袖都保持清一色「紅五類」，而且許多海陸空三軍子弟都加入了，因此自認為是當然左派，對立派卻攻訐說軍分區司令是我們的「黑後臺」。

這段日子我風頭甚勁，在內掌管常務大權，在外叱吒風雲。我在拙著《講談技巧與策略》中提過當年怎樣機智應對突發的街頭圍辯，讀者應可想像如晏嬰般矮小的我曾怎樣地盛氣凌人。因為我在幾次全市批判大會上主持幕後安排或親自發言，竟被對立派出大字標語封了個極響亮的外號──「羅總」。

也有很失望的事：這年夏天軍隊真的要征新兵，軍訓團團長十分支持我，但因為父親在家鄉被當作特務﹑走資派受批鬥而未能成功，反而在父親身邊的弟弟卻當了兵。自此成為心結，因此後來特別熱心為軍人辦事，當大學系領導時為了辦好海軍幹部大專班，真的是漚心嚦血。

故事33：文攻武衛

自傳出「二月逆流」*後，政治局勢迅速惡化，全省分化成「東風派」和「紅旗派」。市法院把一位刻印傳單出錯的工人打成現行反革命判十年徒刑，由於南下學生煽動，市民分為支持與反對兩大派，在中央廣場激烈辯論。軍管會介入，表示支持原有判決，的紅旗派(少數派) 要求平反，自稱為「造反派」把支持軍管會的「東風派」叫作「保皇派」。當然，兩派都宣稱「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我記得，文革初曾有中學生因散發傳單揭露農民貧困被判反革命罪，但沒人敢說「不」，才過幾個月，竟有那麼多人說「不」，進步非常巨大，可惜那時我後知後覺。

紅衛兵因為鬥爭激烈而走向社會，又因為分派而出現更大聯合。在學校，我們「九‧一五」和另外三個以高中生為主的東風派紅衛兵聯合組成本校「紅衛兵第一司令部」，並成為全市「紅一司」的支柱。旗派同學在大型武鬥前夕聯合了各校造反派組成了威震一方的市「紅衛兵警備司令部」。

當派性鬥爭成為主流，「文攻武衛」就成了革命主題。

「文攻」指文化宣傳，我們的強項。「九‧一五戰鬥隊」和「魯迅兵團」聯合創辦了全市第一份鉛印《紅衛兵戰報》，4開4版，不定期，我是兩名主編之一，還負責撰寫長篇政治評論。印刷廠工人贈送紙張印油，免費加班助印，因而風行一時，成為東風派主要喉舌。小同學曾興奮地告訴我，他們在街上見到群眾拿著《紅衛兵戰報》讀著我寫的評論，與對手辯論。

「九‧一五」建有兩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一支以新中一學生為主，一支以高中生為主，巡車廣播﹑街頭演出﹑散發傳單，日夜不停，有時也會偷偷撕毀對方的大字報，派出所經常派便衣公安護駕，所以極少遇上麻煩。因為我出街經常被旗派群眾圍辯，自知個子矮小吃虧，於是形成了「搶佔地形制高點」的習慣，採取一類比﹑二歸謬﹑三嘲諷的速戰速決策略，幾乎「百戰百勝」。幾十年後在香港出版的拙著《講談技巧與策略》有專節介紹。武鬥初起時，我們被圍在市委賓館裡，我和另一位同學每天編一期戰報，我寫他刻，印好後由小同學帶出去散發。那位同學後來一直編辦小報，下鄉30周年相會時依然在為銀行編小報。

最極端的「文攻」是旗派搞的靜坐絕食及抬屍巡遊。最初他們組織了百多名學生和青年工人佔領市公安分局前的交通要道，冒著酷暑一連靜坐幾十天，要求為「反革命分子」平反。這件事令南海邊陲的「傳統順民」們大開眼界，第一次知道竟然可以用這種方式進行政治請命。那時我的思想的確很「保皇」，堅決反對靜坐，還拒絕去探望參加靜坐的姐姐。

「武衛」即搞武鬥。四月六日，我們與旗派紅衛兵組織「尖刀排」同處一座樓的「九‧一五」總部被對方同學圍困了半天，遭亂石擲窗，被迫撤離，改佔高中部教學樓頑守。這是全市第一場武鬥，從此民間小型武力磨擦不斷。七月間，旗派一名學生領袖死亡，他們又搞了一次百車抬屍抗議大遊行，直指東風派殺人，從此兩派武力衝突全面爆發，群眾組織紛紛自造鐵管長矛火藥槍，搶築保壘，然後向軍隊搶掠武器，組織專業武鬥團隊，全省武鬥驟然成為風潮。

附註：*「二月逆流」，1967年2月11﹑16日懷仁堂中央碰頭會上，副總理譚震林﹑陳毅等怒斥江青﹑張春橋等人亂黨亂軍，社會上傳為「復辟逆流」，後被毛澤東壓服，是中共中央內試圖阻止文化革命的最後一次集體努力的失敗，從此中央文革取代政治局。

故事34：逃亡被綁

武鬥風把只會循規蹈矩搞文革的人們全嚇傻了，當對立派同學從「軍分區舞臺底」搶到第一批槍枝後，我們慌忙逃離學校，強佔了市中心的地委招待所，用大量桌椅磚石把大門堵起來，只留一個後門出入，把大廈內各層樓梯也堵得只能一人側身穿過。不但人人備有鐵管長矛﹑木棍竹桿，還用單車輪胎在樓頂上安裝成巨型彈弓(類似古代的擲石機)，用酒瓶盛石灰做成手榴彈。

當槍聲不斷在夜空呼嘯時，我們也到郊區海軍倉庫搶了槍。因為我負責率領部分女同學守衛總部未能參加，有幾個自告奮勇參加的女同學回來後給我哭訴說，她們見到解放軍戰士徒手列隊擋在軍火庫前，齊聲高呼「人民軍隊愛人民，人民軍隊人民愛」時，全哭了起來，腿都軟了，甚麼也沒搶到。當然，男同學收穫還是豐富的。也許因我只是枝筆桿子，後來始終沒給分配槍桿子。

不知為何，有很多軍幹﹑高幹子女跟隨我們，如紅一司曾抄過前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羅某的家，找回很多他與毛澤東一起的生活照片，但他兩個女兒都是「九‧一五戰士」。陸海空軍高級軍官的子弟更多。我想如果不是文化革命，他們永遠不會與我們同甘共苦，接受我們指揮。古代每逢大亂就會重組一次階級界線，文革亦然，當今亦然。或許這正是中華社會活力的秘密。

一天我們與佔領鄰近酒店和印刷廠大廈的對立派發生了激烈夜戰，在黑暗中互擲石塊﹑機件﹑酒瓶彈，戰鬥了幾個小時。我本無鬥志，安然讀書，卻因被一塊「流彈」擊中冒了肝火，也用藤椅當盾牌衝出露臺奮戰了一陣。第二天早上，雙方「官兵」都站在天臺上嘻嘻哈哈，指手畫腳，互相以嘲笑對方包紮著紗布的傷者取樂，路線鬥爭竟是如斯血腥，也如斯滑稽﹗這時我才發現，自己的右臂已累得又腫又痛。

不久，真槍實彈的武鬥接連爆發，東風派被迫撤出市區。因我負責保衛總部，最後才在三名「親兵」護衛下撤離空巢，為避開圍兵，先是越牆而出，再走小巷，但不幸遇上紅警司的巡邏兵，被窮追不捨，我在衝下陡坡時摔倒負傷，被郊區農民的民兵接應走脫，回到化工廠「九‧一五」臨時總部包紮之後再無心戀戰，幾天後隻身返回家鄉小休，看望父母弟妹。

沒想到，途經縣城想找親戚住宿時，沒人敢見，卻被對立派學生的大隊當街抓住。我知形勢險惡，連忙模仿革命先烈，向滿街圍觀的群眾大義凜然地進行街頭演說，要求會見軍管會代表，其實是想讓盡量多的人知道我被誰所捉，囚在那裡。後因對方一位領袖念在當年受過我的關心，出面擔保才釋放出來。但回父母工作的山鄉避風不久，又被當地造反派圍攻，幸好父母在農民幹部中威信甚高，再憑一張巧嘴解了圍。我見山區也不宜久留，再出縣城打算回市，豈料又當街遇上本校旗派下縣「煽風點火」的車隊，避無可避下心生一計，主動上前與帶隊的紅警司副司令握手，口出狂言：「就讓我們在縣城裡再較一個高下吧﹗」轉身即拔腿狂奔，專穿冷巷，走到汽車站買了票，躲匿在廢車廂裡，待見車開動了才竄上車趕往茂名，再轉乘火車回市。

沒想到剛從湛江火車站出來，就走進兩派對峙的大街上，又被幾響不明來路的短擊槍聲所嚇，急忙在樹林中左右穿梭狂奔(應用了軍訓中學到的戰地運動知識)，由是深知亂世不能獨安，從此跟著團隊作戰到底。此時為1967年八九月間。

故事35：戰火遍野

我回到紅一司，才知道戰友們經歷了幾場駭人聽聞的大型武鬥。一是市委大樓爭奪戰。旗派用機關槍﹑步槍和手榴彈等輕武器圍攻被東風派學生佔領的市委大樓，從下而上逐層爭奪，參與堅守的紅衛兵小將火力太弱，只好逐層往上撤，最後從頂層游繩下來，與趕來接應的工人武裝會合撤離。有一位同學正在游繩時帽沿被飛彈打穿，幸而安然著地。

二是氣象學校攻防戰。也是旗派圍攻東風派學生佔領的全市制高點──氣象學校，雙方動用了榴彈炮﹑反坦克火箭筒﹑拖拉機改裝的裝甲車等中重型武器，一棟棟樓宇﹑一層層樓房地苦守死爭，紅一司一名射擊隊好手陣亡。最後東風派全軍當了俘虜，其中有我的10多名同學。至此湛江市兩個市區全被旗派佔領。文革結束後才聽說，紅一司總司令曾被旗派群眾押著站在海水裡，用槍頂著背恐嚇說：「若你不投降，一槍殺了推到大海中，神不知鬼不覺。」後經軍方交涉，旗派把俘虜都釋放了。

我雖然又被選進校紅一司總部，但因為沒參加武鬥，許多同學不服，我也很識趣，不再過問本部事務，經常呆在市紅一司政宣部裡，讀書閱報，走棋畫畫，編壁報傳單，倒也心安理得。

到了1967年10月之後，市華僑賓館成為全地區東風派指揮中心，統一指揮十多個縣市重鎮的武鬥。以復員軍人為主的總指揮官們一改武鬥前期的退讓作風，強調進攻，撤下前線的所有紅衛兵小將，全部換上工人民兵作主力，制訂了先取南(雷州半島)北(陽江陽春)﹑再夾攻中心(化州)﹑最後圍攻湛江市區﹑誓必全殲旗派的戰略部署。

曾是革命老區的遂溪縣前期武鬥十分殘酷，據說東風派學生幾乎全被趕盡﹑捉盡﹑殺盡，因而東風派反攻尤烈，許多解放戰爭的老游擊隊員都出來參戰。市紅一司政宣部長奉總部指令去巡視﹑慰問當地民兵，遂約我與另兩名女同學一起前往。我們到時天色已晚，知悉東風派民兵剛打完市區殲滅戰，把旗派完全逐出了縣城，士氣高漲，正在籌劃對各公社進行清剿行動。一位僥倖未死的東風派學生領袖帶領我們巡視了各路武裝，政宣部長也煞有介事地作了幾次激昂陳詞的演說，博得武鬥勇士的陣陣掌聲。我暗想，革命時期的紅軍領袖也不過如是吧？

第二天一早，他們派了三名全副武裝的老游擊隊員護送我們回市。豈料剛走到火車站遠處的鐵路旁，就遇上了旗派武裝團隊，幸好一位老游擊隊員及早發現，機警避過，要不發生遭遇戰，我們幾個文弱書生就生命難保啦。

之後，湛江地區接連發生了陽春血洗礦山﹑吳川伏擊退兵﹑化州圍城爭奪等一場場驚天動地的大型血戰。全是工人民兵為主力，動用了各種輕重﹑新舊武器，據說連解放軍正在越南戰場試用的「炸藥包飛炮」也用上了。有此段經歷，我深知中國人智勇善戰﹑全民皆兵的威力，堅信永無侵略者可憑武力勝之。

由於我們紅衛兵不能上前線，因而移駐郊區學校，整日學車﹑練射﹑游泳﹑嘻戲﹑內鬨……一次不同主張的同學爭吵起來，雙方竟然拉隊持槍﹑駕車相向。有人還去搶了學校農場的白糖﹑芝麻﹑生豬，自製芝麻糊，舉行吃肥豬肉比賽。

故事36：批判《紅旗》

武鬥期間，軍訓團沒有離開學校，只是團長改由野戰軍的營長擔任，他正是高三級的營長，曾力薦我當兵，因此關係特別好。記得武鬥還未起時，他曾安排我單獨接見《解放軍報》的兩名「記者」，那天他找了個極隱秘地方，由我給他們瞎吹了一通政見。他本人卻要迴避走開，不明為何要這般神秘？

在武鬥流彈亂飛的日子裡，團長一直堅持常到雙方的武鬥據點探望學生，宣講中央政策，勸阻看到的過分行為。每次到我那裡，都一定要安排時間聽我講述「形勢分析」。當時，我對文化革命竟然發展成群眾武力相向的形勢已深感困惑，開始醞釀一個批判紅旗雜誌﹑質疑中央文革的行動。

當時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叫《紅旗》雜誌，人民日報1967年4月26日轉發了其中一篇評論，提出了要以「文攻武衛」反擊反革命派進攻的口號，恰巧幾天後全國起戰亂，跟著爆發全市武鬥，我們被逐出市區。我看到這個契合，認為這個評論就是煽動全國武鬥狂潮的風源，因此提議總部開會，大家一致同意掀起大字報高潮批判這個評論，放是我一口氣寫好了長篇批判稿，在鬧市中心樹起了大型大字報專欄，還廣發傳單﹑專刊，且刻印出來，分別寄給中央文革﹑江青﹑陳伯達﹑毛澤東。不久，好幾個紅衛兵組織也跟著辦起批判專欄。

沒想到，我們的做法引起了自己陣營內的強烈反彈，以高級軍幹﹑政幹子弟為主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竟在一個夜晚突然拉大隊襲擊了我們總部，大叫「誰反對中央文革就打死誰﹗」我出來勸阻時被人踢淤大腿，總部物品全被打得稀巴爛，街上的大字報欄亦被摧毀。

1968年夏天回校復課後，聽到傳言說好幾間學校的多名紅衛兵領袖因此事被工作組審查，但始炵沒有人找過我這位始作俑者。估計是軍訓團暗中採取保護措施了吧？紅一司內部也因此發生爭執，有同學公開抨擊此事，膽心會連累全體，我雖然反嘲他「怕死」，其實心中也甚為膽怯。

此事後，我依然堅持隨隊調防，駐扎在緊靠市區的小學校裡，但不再參與日常的胡鬧，積極收集同學從領導幹部家中掠來的各種內部讀物，天天苦讀，還模仿《毛主席語錄》的體例，根據一本《毛澤東五十年代內部講話選集》精心編輯了一本獨家版本的《新毛主席語錄》，現在還記得刊有毛對周世釗講學生要學得生動活潑主動的講話，也曾為「馬克思主義就是扯皮主義」﹑「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評級時」等幽默講法感到驚奇。

現在想來，這段經歷使我在不知不覺中，開始產生某種程度上須與「最高政見」保留獨立思考權利的「潛意識」。這種非自覺的意識，對我日後的學術道路影響甚大。

故事37：亂世真情

亂世中，朝夕相處的人們心性變得赤裸，機智暴躁，勇猛怯弱，善良險惡，彼此分明，靈魂的交流卻更深刻。

紅一司四個分部各有領袖，功績長處各異，彼此有時會互不服氣，但兩年間總能商量著解決衝突，覺得比現在解決香港社團領袖之間的矛盾還容易些。但各分部內自始至終十分團結。說個令我感動的小事例吧。1967年中武鬥將起，「九‧一五」總部有個資深成員跑到旗派去了，在外揚言要找我辯論，卻被我們宣傳隊的一班小同學圍住，七嘴八舌嘲笑他是「叛徒」，說：「有種就跟我們辯論吧，連我們都贏不了，怎有臉找羅總？」搞得他很掃興，過後也真的沒來找我。

第二輪武鬥我們集中住華僑賓館，經常閑得無聊，於是用各種方式互相挑戰。中國象棋﹑國際象棋及圍棋常識，還有寫美術字技巧，我都是這時學會的，日後寫字還成了我重要的職業技能呢。有位同是高三級的農村同學，原來文章寫得不好，我給他修改﹑講評過幾次，後來政見不合，爭得難分難解，我一氣之下說：「神氣甚麼，沒我幫，你的文章恐怕還狗屁不通呢﹗」想不到他馬上轉換口氣，誠懇地說：「這是事實，我會永遠感激你。」弄得我反而臉紅了。直到上山下鄉30周年，幾千老知識青年聚會，還有人對我說：「你就是羅總呀，如雷貫耳﹗」可見亂世同學間能夠真誠相待，互相維護，現在同事之間反而很難見到了。

1968年夏天我們駐紮在近郊小學，因為隨時可能有戰事，人人都要檢驗血型，把血型寫在衣角上，時刻準備給人輸血或接受救助。一次同學們跟隨民兵闖到海軍軍營搶槍，返回時遭到收錯情報的同派工人武裝伏擊，一名同學中槍慘死，殮葬時都是由女生們幫他洗澡﹑更衣，大家一起送殯。過後幾年，我們年年都會湊錢結隊探訪幾位武鬥去世的同學家長。

「四中伏擊戰」中，一名負責開車接送家長的學生不幸胸膛中彈，血流不止，但他毫不自理，堅持駕車送人到了安全地點之後悄然死去，閃耀了生命的高尚之光。那位開槍誤殺別人的學生，後來在「鬥私批修」學習中自曝實情，被判了十年徒刑。

有次參加圍攻戰後坐車返回營地，一個同學不小心碰響了腰間的手榴彈，雖然只是隻紙殼練習彈，還是炸掉了一條腿。消息傳來，我們下決心掙錢為他安裝義肢，於是幾十人天天到港口做搬運工，專門負責把外國運來的散裝小麥入袋和進倉。那時大家才十幾歲，每天幹完10小時重活都腰痠背痛，有的小同學從此落下了腰傷症致今不愈。

市人民醫院的醫生護士也撤到了郊區，和我們同駐學校，雖然兵荒馬亂，連食住﹑生命都不能保障，卻堅持免費為農民們施醫送藥，在教室裡圍起一圈白布就做手術，我們也經常伏窗口觀看。一次我見醫生們先把病人的腸子囫圇地扒出來放在「臉盆」裡，一截截地尋找壞的地方剪掉﹑縫好後，又把一大堆腸子囫圇地塞回去，嚇得我好久回不了神呢。想起現在內地人變富了，卻有不少醫生被稱為「殺手」﹑醫院被視為搶錢黑窩，怎能不感嘆「世道大顛倒」啊﹗

當然，紅衛兵中也有許多胡鬧，如我也曾試過一口氣吞掉大半盆芝麻糊，一餐吃掉八大塊腩肉，從此「吃名大振」。一次我踏自行車去運河游泳，下陡坡時居然突發奇想，要試一試緊急掉頭是否可以利用勢能反轉上坡，結果飛也似地摔倒在公路上，重傷了膝頭，現在還留下疤痕。

亂世人們確會失掉理智和道德心；但治世人們也未必會增進理智和道德心。中國人啊，在進入新世紀的路口，還必須經歷靈魂自贖的洗禮﹗

故事38：悄然歸隱

1968年夏天，毛澤東再次發出「復課鬧革命」號召，我們對這種荒唐革命也非常厭倦了，於是乖乖從武鬥據點返回學校。那天，同學們用一串串槍彈﹑炮彈把搶來的幾輛汽車四周裝飾起來，車頭上架著高射機關槍，肩上揹著自動步槍，腰間別著手榴彈，浩浩蕩蕩地列隊開回市區。看著圍觀市民驚恐的臉色，還感到得意洋洋：「要不是毛主席叫停，哼﹗」

不久，工人宣傳隊開進學校，重建革命委員會﹑文革小組，學生們都回到班級「鬥私批修」，下鄉支農。我因心中積聚太多疑惑，已心灰意冷，宣布不參加任何選舉，只接受工廠﹑飯店的工人邀請，為他們繪毛主席像或寫毛主席語錄(時稱「忠字品」)，還因此摸索出用小型放大尺分片繪製巨幅畫像的方法。卻沒料到，這種刻意退隱的態度，使自己留得清白身，避開了日後會無端被當成「文革三種人」的政治厄運。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隨著「五‧七幹校」﹑「六‧二六通知」等新事物接踵而來。我為了籌備下鄉用品，寄信向父母求助，結果由審查父母親的工作組批准寄來20元購買水桶﹑蚊帳﹑被蓆，於是我只能穿著一身早已破爛不堪的衣裳，熱熱烈烈地離開城市，下到化州縣國營農場，當了橡膠工人。

到了農場，我老老實實工作，工人們都不相信我曾是紅衛兵領袖，我也才知道連農場都爆發過慘烈的武鬥事件，農墾局機關的女幹部為了帶領小孩們避開武鬥，曾夜行農村日行曠野，忙於奔命，惶惶不可終日……而爸爸媽媽，兩位抗日老幹部，在兩年裡不時被人用細細的鐵絲繫著粗木板，掛在脖子上開批判會，頸榷幾乎折斷。爸爸倒能坦然相對，在別人不斷「打倒走資派」的呼叫聲中，低頭默寫毛主席詩詞……

文革的負面經歷，使我對中國式的理論迷失﹑政治誤導及人性扭曲的因果鏈有了真切體驗，為日後從事高等教育﹑學術研究﹑政治檢視等，提供了最有理性價值的參照座標，亦因此全面深刻地發見了人性的真實﹑社會的複雜﹑革命的異化，堅信人權民主﹑公平正義﹑仁愛寬容等普世價值的重要意義。可惜，中國人對這些用1,000萬條生命﹑9,000萬人的屈辱*換回來的歷史教訓並未形成共識，反而讓戾氣和貪腐在經濟崛起的沃土上滋長。

現已很清楚：毛澤東操作文化革命所用謀略的核心只是他曾傾力反對的「帝皇權術」。由他本人給它披上社會主義和文化革命的虎皮，結果既毀了傳統的文化﹑道德與價值體系，又扭曲了剛樹立起來的新的政治信仰和領導權威，令中國日後必會走進一個「非道德﹑反理想」思潮橫行的「摸石頭時代」。

附註：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編《中國共產黨八十年》(上海人民，2001年7月一版)第470頁稱：「全國被批判﹑審查的人包括受牽連者在內，約有上億人之多，佔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