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的一般方法

歷史研究的一般方法

內容提要：在參考已有各種《史學概論》有關內容基礎上，汲取眾多新論著及大量應用實例的成果，講述了現行史學「辯證邏輯方法」之「分析-綜合」法、比較法、「歸納-演繹」法、「具體-抽象-具體」法、「邏輯方法與歷史方法的統一」等的涵義、具體運用方法及注意事項；專設「探索中的新方法」一節，綜述及評介了史學界有關系統方法、控制論方法、「結構-功能」分析法和計量分析法的理論探討及應用成果。
 ——中州古籍出版社《史學概論》第三章第二節，1989年5月第1版，約1,8000字

歷史研究中正確認識的形成，不僅要遵循正確的認識原則，還必須運用科學的認識方法。本節將分為邏輯方法和探索中的新方法两方面介紹歷史研究常用的一般方法。
所謂邏輯方法，主要指辯證邏輯的方法，即以分析一一綜合法為基本形式、以矛盾的具體分析為主要特徵的邏輯方法。
所謂探索中的新方法，主要指由自然科學或其它人文學科引進歷史研究的方法，其中許多是進年來木才從西方史學界介紹到我國來的，它們的適用性仍處於探索的階段。其實，從本質上說，這些新方法都不過是分析一一綜合的擴展與补充，因此從廣義說也屬辯證邏輯的範疇。
　　邏輯方法主要包括“分析一一綜合法”、“比較法”、和“歸納一一演繹法。”
　　
一﹑分析──綜合法

分析與綜合是人類思維的基本過程和基本方法。也是人認識歷史的基本方法。歷史的分析研究法，就是在思想中把本來是整體的歷史事實分解為若干部分和方面來進行考察的方法。綜合研究法則是在分析的基礎上，再把各個部分和方面重新結合成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的方法。分析與綜合的關係，就是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在思維方法上的反映，分析是綜合的準備，綜合是分析的完成。任何一個較完整的歷史認識，都是在多種角度、多次反覆的分析一一綜合思維的基礎上實現的。
　　歷史研究的分析法，從考察角度的不同，可區分為方面分析、階段分析和層次分析。方面分析就是對歷史過程中內外聯繫的各個矛盾方面進行分析，以便弄清各矛盾方面的具體狀況及其相互關係，進而正確把握整個歷史過程的本質。方面分析的形式極為多樣，如對歷史事件的原因的分析，既可分為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間接原因和直接原因，也可分為政治原因、經濟原因、社會思潮影响的原因和主體主觀思想特徵的原因等等。要素分析也屬於方面分析的範疇。例如研究我國古代封建土地所有制，就應先分別考察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農民土地所有制；考察國有土地時，也應分別考察皇莊、國家田莊、牧場、公廨田、职分田以及均田制、授田制等制度下國家支配的田地等等。
　　階段分析就是對歷史發展總過程中所呈現的不同階段的矛盾進行分析，以便弄清不同發展階段的矛盾特殊性，正確認識各階段的特點和歷史總過程的矛盾發展規律。如諸葛計的《唐末農民戰爭戰略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一書就根據唐朝與黄巢農民軍的矛盾鬥爭力量的消長與雙方所採取的戰略策略特點，將唐末農民戰爭劃分為“戰略防御前期”、“戰略防御後期”、“戰略進攻”、“戰略相持”、“戰略退卻到失敗”等幾個階段逐一地進行考察，從而較深刻地揭示了唐末農民戰爭的特點及其影響。我國史學界爭論已久的古史分期問題，也是階段分析的問題。
　　層次分析就是對歷史本質與歷史現象的聯繫進行逐層的分析，或者對復雜歷史運動中各矛盾的作用關係進行區分層次的分析，以便由表及裡、由次索主，一層層地揭示歷史的本質。前種情形，如對歷史人物的分析，可以先進行事實性分析。認識歷史人物的具體思想和社會實踐活動，看清其本來面貌，即進行認知性分析；然後再進價值性分析，將其實踐活動放到當時整個時代的社會背景上及放到整個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進行理性分析，從而公允地認識歷史人物的時代影响及歷史地位。可以這樣說：方面分析是對歷史現象的橫向分析，階段分析是對歷史現象的縱向分析，層次分析是對歷史現象的結構分析，它們的綜合運用形成了對歷史的立體分析，從而為綜合認識提供基礎。
　　歷史研究的分析法，從考察要求的不同，也可劃分為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因果分析。定性分析是要確定某一歷史現象具有的性質、解決“是甚麼”的問題。定量分析是要確定某一歷史現象各個因素之間的數量關係或某些因素的數值，主要解決“有多少”的問題。定量分析比定性分析更為精細，而且往往是定性分析的基礎，或者是定性分析的补充。因果分析是要找出產生某種歷史現象的原因，主要解決“為甚麼”的問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可以解決“知其然”，因果分析則在知其然基礎上進一步弄清“知所以然”。因此，因果分析比定性分和定量分析更加深入，它不但要以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為基礎，也要以方面分析、階段分析和層次分析為基礎。因果分析不僅要注意歷史的辯證因果關係。因此，各種分析法在歷史研究實踐中是互相聯繫、交錯使用的，要根據研究目標的要求和研究對象的特點正確應用。
　　正確應用歷史分析法，關鍵在於掌握矛盾的具體分析這一本質要求，矛盾的具體的分析，就是對一切的歷史現象都要全面地具體地分析其內在的矛盾運動，尋找其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分析其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分析各矛盾的各方面的相互聯結、相互鬥爭及相互轉化。如果只懂得將某一歷史過程分解為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來考察其狀況，還不是辯證的分析，只有在進一步考察其政治制度的因循與變革、經濟關係的對立與變動，以及決定政治經濟矛盾運動的階級關係狀況與性質等等問題，才可能獲得科學的分析結果。因此，正確掌握社會基本矛盾學說與階級分析法，就成為歷史分析法的重要原則。
　　歷史的綜合法，就是把經過分析法處理過的各方面的認識結果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有機的統一體。並將它放到一個更廣闊的歷史層面上，從一個更高的角度一一注重其動態聯繫，本質聯繫和整體特徵的角度來進行通盤的考察，進行總體的認識，也就是“整體研究”。因此，綜合法與分析法的關係，就是整體研究與局部研究、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關係，如果不對歷史現象進行分析研究，就是不能具體地認識其各方面的特徵，但如果不在此基礎上作綜合研究，就不能明確地認識基本質特徵和基本性狀。要揭示歷史發展的某種規律性，不管這種規律是個別規律、特殊規律，還是普遍規律，都必須在相應的範圍內進行研究、整體研究才行。
　　歷史的綜合研究，並不等於將歷史現象的各方面的了解與分析結果作簡單的相加。綜合研究必須是從縱與横諸方面有機地聯合起來分析所得出的全部結果。但還必須在這些結果之上產生一個深刻的、本質的、普遍性的完整認識。這種完整認識還能够進一步的指導各項分析結果的進一步深化。吴泽主編的《史學概論》提出：“整體研究一方面要在局部研究的基礎上，概括各個局部的特性，並對整個局部的特性作出統一的解釋，從歷史的多樣性中去探尋歷史的統一性。另一方面還要揭示各個局部之間的內在聯繫性，把各個局部的歷史按照一定的層次結構組合成為有內在聯性的整體性的歷史。”因此，綜合研究性的結果，要麼表現為反映歷史現象本質特徵的新的科學概念，要麼表現一個嚴密的歷史理論認識體系。例如胡如雷在《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三聯書店1979年版〉中提出的中國古代社會“周期性經濟危機”這一概念，就是綜合地考察了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全過程及其自然經濟與商業經濟的相互關係、專制主義政治體制與經濟管理职能的相互關係等多方面的分析結果以後提出來的整體性認識。
　　運用分析一一綜合法研究歷史，無論是分析還是綜合，都要在深入了解歷史事實、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進行抽象與概括的理論思維活動。抽象是指抽取對象本質的屬性而撇開非本質的屬性的思維活動，概括則是從不同對象中提取、發現共同的屬性而撇開不同的屬性的思維活動。不善於對複雜的歷史事實進行概括與抽象的思維，就不可能進行科學的分析與綜合，從而不可能穫得正確深刻的史學認識。因此，人們把分析一一綜合法的思維全過程表述為：比較一一區別一一抽象一一概括一一類推〈以上屬分析階段，以下屬綜合階段〉一一集合一一聯合一一綜合一一統一“的周期前期運動。
　　
二﹑比較法

比較，就是從各種關係上尋找各種事物的異同之處。事物之間杂存在的差異性和同一性就是比較研究的客觀基礎。歷史比較法就是要從各個角度、各種係上，對歷史現象進行對照比較，或在異中求同，或在同中求異，從而認識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的研究方法。人類歷史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的辯證統一，決定了歷史比較法的合理性。
　　比較法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根據其運用程度的不同，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初級形態的運用，即通過對具體史實的比較，從而把眾多史實或歷史現象根據某個原則和研究需要而進行區別與分類，分類是根據研究對象的共同點和差異點，將它們區分為不同的種類，而且有形成有一定從屬關係的不同等級的系統的邏輯方法。比較是分類的前提，分類是比較的結果，“没有比較就不能鉴別”。例如，人們把世界史的奴隶制區分為勞動奴隶制和家庭奴隶制〈或部落奴隶制〉两類，又把西歐勞動奴隶制根據政治體制不同區分為民主奴隶制、寡頭奴隶制和專制等三類。這種比較與分類，是以分析法為基礎的。第二種類型是在宏觀研究中的運用，即在對分處不同時空或分屬不同類種的歷史現象進行比較研究。這種比較常常要在初步分類和對各個歷史現象進行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而比較的結果又常常成為綜合研究的基礎。第三類是以較法作為歷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主要形式，這就是進30年來西方史學界方興未艾的“比較史學”。比較史學指對各歷史現象進行時間系列上的前後階段的縱向比較或空間系列上的同一階段的横向比較的一套歷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論體係。在此只介紹第二種類型，即歷史宏觀研究中如何運用比較法的問題。
　　比較研究法的具體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有對同一國家、地區的不同時期的同類歷史現象進行比較研究，如把《唐律》和《明律》進行比較，可稱為“同地異時求異同”；有對大體同時不同的國家、地區的同類歷史現象進行比較研究。如對17世紀法國農民起義、俄國拉辛起義和中國李自成起義的比較、對英沙士比亞劇作與中國湯顯祖剧作的比較，可稱為“同時異地求異同”；有同類〈性質相同或相似〉歷史現象的比較研究，如將中國戊戍變法和日本明治維新的比較，西歐中世紀領主莊園與中國魏晋門閥莊園的比較，可稱為“同質求異相”；有異類〈性質不同〉歷史現象的比較研究，如將中國封建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和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進行比較，可稱為“同相求異質”等等。從比較研究的角度來劃分，比較方式還可以分為現象比較與本質比較，定量比較與定性比較、靜態比較與動態比較、結構比較與功能比較等等。總之，小至具體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著作，大至民族傳統、社會形態、文化體系，都可以進行比較。只要是在人類歷史上確實存在過的两個以上的事物，或同一事物两個以上不同的發展階段，都可以根據不同的研究課題，選擇不同的方式進行比較。通過歷史比較法，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歷史現象之特點和本質，有的還可以有助於我們發現歷史研究的存在問題和找到新的突破口，從而促進歷史研究的發展。
　　歷史研究中運用比較法，可大體上按如下步驟進行：
　　第一步，明確課題目的。首先選好比較對象與確定比較的目的方向，解決對甚麼進行比較，為甚麼比較和哪些方面進行比較的問題。如要比較古代史著，是比較《史記》與《漢書》呢，還是比較《史通》與《文史通義》呢？如要比較《史記》和《漢書》，是在思想方面比較呢還是在寫作形式方面比較呢？或者對這些方面進行全面比較呢？它們的比較研究最終是為了解決甚麼問題逹到甚麼目的呢？這些都應根據研究課題的需要首先逐一地確定下來。
　　第二步，選擇一個既符合課題要求又能反映比較對象間的本質聯繫的比較中介〈俗稱“比較標準”、比較尺度等〉，並以此比較中介為共同標準，對各比較對象進行同樣要求的、同一方式的、首尾一致的分析研究，以求深入認識各比較對象的有關各方面的事實和特性。如比較《史記》和《漢書》的思想內容，對《史記》分析其哲學思想、政治態度、歷史觀念和史家道德等方面，不可對《史記》只分析其哲學思想，對《漢書》又只分析其政治態度。而且，對它們要有一個統一的認識要求，不能對《史記》只挖掘其無神論傾向、異端態度、發展觀念及實彔精神的材料，對其某些有神論言論、君王思想卻一概不理；對《漢書》則只收羅其神學迷信、君權崇拜、歷史循環觀和為尊貴護短等材料，對其中某些积極思想因素則視而見。這樣做，我們稱為違反了“可比性原則”。
　　第三步，將分析結果進行對應比較，辨明比較對象在各相應方面的異同及總體上的異同。這種比較不能只停留在異同現象的羅列上，而應從分析認知進入綜合考察，從現象比較進入本質比較，從共同性中揭示矛盾的普遍性，從差異性中闡明矛盾的特殊性。要力求通過比較從而在表象極不相同的歷史現象中發現它們的共同本質，在似乎極為相似的歷史現象間看出本質的區別，這就是黑格爾在《小邏輯》中所主張的“要看出異中之同或同中之異”〈商務印書館，第262頁〉。
　　比較研究法不是萬能的方法。首先，它不能孤立地使用。它要以分類研究法為基礎，只有在初步分類的基礎上才能找到需比之物和可比之項，又只有通過對它們的深入的分析研究，才能進行同中尋異或異中尋同的比較。它還必須通過科學的綜合研究，才能抓住本質，形成完整的認識。因此，它是連接分析法與綜合法的一種思維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受着研究者歷史觀的制約。對與比甚麼、以甚麼為比較中介、從同異中應得出甚麼結論等問題，研究者的歷史觀都起着決定作用。因此，要使比較法成為科學方法，就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唯史觀為指導。
　　與比較法相聯繫的，還有類比法。歷史類比法是根據两種歷史現象在多種性質上相似的情況進而推斷出它們在其它某些未知方面也可能相似的一種研究方法。两種歷史現象只有通過比較才能知道它們有某些相似的性質，所以比較是類比的前提。但是，比較的目的是通過分析判明其異同，類比的目的卻是通過比較由“已知之同”而推斷“未知之同”。因此，運用歷史類比法可以啟發思路，發現綫索，為假說提供依据。例如有的學者用殘存的唐令和完整保存下來的日本大寶令是仿照唐令制訂的這個結論，由此可以推知唐令中失佚部分應與大寶令中相應部分相同或相似，這就推進了對唐朝法律制度的研究。
　　但是，類比法提出的看法帶有假說和猜測的性質，因此是或然性的，可能對，也可能錯。運用類比法不能提供有效的論證，為了使它的假說盡量接進歷史實際，在類比中應當充分注意類比對象的相同點是否是本質的、起決定作用的，而且是否還有不同之處，這些不同之處與未知因素可能有多大關係。

三﹑歸納──演繹法

歸納是從一系列個別事實中概括出一般性知識的研究方法。演繹法是從一般性的知識〈原則和原理〉出發，推出關於個別事知識的研究方法。歸納和演繹都是建立在分析和綜合的基礎上的，無論是從個別到一般，還是一般到個別的過程，都是分析與綜合的過程。因此，正確的分析與綜合，是科學運用歸納一一演繹研究法的保證。
　　歸納法是歷史研究中最普遍、最常用的方法，凡是要從大量歷史現象中得出一般性結論的歷史研究都必須運用歸納法。歸納法的具體運用可分為枚舉歸納、統計歸納和典型歸納三種形式。枚舉歸納法根據某類歷史現象中一部分事實的情況，在没有遇到矛盾的情況下，作出關於整類現象的一般性結論，結論中採用“總是……”、“都……”的判斷形式。例如，根據陳勝起義、黄巾起義、孫恩盧循起義、隋末起義、黄巢起義、紅巾軍起義、李自成起義等農民戰爭失敗的事實，歸納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革命總是陷於失敗，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後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改朝換代的工具”。統計歸納法也是通過考察某類歷史現象中的部分事實情況而作出關於這一類歷史現象的結論，但結論中採用“一般……”、“往往……”、“大多……”一類的判斷形式。例如我們可以根據秦始皇、漢武帝、晋武帝、隋煬帝、明神宗等許多封建帝王大多是貪婪殘暴、獨斷專横的。由此可見，枚舉歸納的結論不允許反例，一發現反例其結論就會被推翻。統計歸納的結論允許有反例，因而能够得出較正確的認識，但不能獨立地揭示歷史現象的本質。較精確的統計歸納，還需要作概率的計算，從而對歷史作出更精確的考察與說明。如在關於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中，日知、戚其章、金兆梓等人關於漢代奴隷的勞動生產律的估計方法，郭沫若、王思治、翦伯贊等人關於自耕農、奴婢、僱佃農在農業生產中的人數比例的估計方法都是統計歸納法。統計歸納法與現代數學手段結合起來發展為計量分析法。典型歸納法則是通過具有典型意義的歷史事實的分析研究，從而得出關於某類歷史現象或某個歷史階段的一般性結論。例如有人詳細分析了秦漢時期土地制度上反映出來的“田無常主、民無常居”的變動性特點，從而提出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土地制度的基本特點都是變動不居。典型歸納法正越來越多地使用到歷史研究中來。它是把斷代史研究、專題史研究、地方史研究和通史研究聯結起來，把史實研究與史論研究結合起來的重要方法之一。
　　歸納法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方法，是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必經環節，但它又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通過歸納從許多歷史現象中抽取的共性井不一定是歷史過程的多次分裂與統一交替出現的現象出發，歸納出“中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結論，就只是以往歷史現象的描述，並不反應歷史發展的本質矛盾。其次，即使歸納出來的結論已經涉及到了歷史的本質，但僅僅歸納還不能使人們不能理解這個本質。這就要求的們必須再運用多種方法，歸納得到的結論是或然性的，可能對，也可能錯。一旦發現反例就會推翻枚舉歸納和典型歸納的結論，而統計歸納的結果也常常因人而異甚至相差悬殊。例如三十年代初，顧頡剛費了很大精力收集了大量文獻材料說明江蘇保聖寺佛像為唐朝雕塑家楊惠之作品，並連發了四篇文章論證之，但不久後發現，所有這些文獻材料原來都根據同一個很靠不住的假說而來，只好又發一篇文章說明自己歸納所得的結論是靠不住的。列寧明確指出：“以最簡單的歸納方法所得到的最簡單的真理，總是不完全的，因為經驗總是未完成的”。為使歸納法得出正確的結論，就必須盡量全面地占有史料，並對史料進行嚴格的审核和分析。例如胡如雷在《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中，通過考察每個朝代初年自耕農大量再生帶來國家治安、每個朝代後期流民增加造成社會動亂的現象，得出了自耕農經濟是封建國家的經濟基礎的結論，從而加深了對中國封建社會周期性經濟危機根源的探索。
　　演繹是一般到個別的研究方法。演繹的基礎是歸納，因為作演繹的出發點的一般性知識〈原理或原則〉是歸納的結果。但是，演繹又能給歸納提供指導。因為決定歸納的目地和方向的問題，如考察甚麼、怎樣考察、如何評價歸納對象等問題，都不能靠歸納本身來解決，而必須以一般原理為指導，否則就會在史料堆裡迷失方向。在那些個人依據的材料基本相同而所得結論大小不一樣的歷史問是中〈如人國古史分期、中國古代農民戰爭、中國古代土地所有制等問題〉，最能看出演繹對歸納結果的重大影响。因此，我們必須具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史學專業基礎理論和專業基礎知識，以便使自己對歷史現象的研究能够有正確的目的和方向。
　　演繹法還可以對歸納的結果進行檢驗、补充和論證。如前所述，歸納法所得結論帶有得大的或然性，辨明其是否符合歷史實際就得依靠多方面的驗證。看它與新發現的史料是否相容是一種檢驗，看它是否付合與之相關聯的正確原理或規律性原理也是一種檢驗。後一種檢驗就要運用演繹法。同一般原理檢驗歸納結果的過程，也就是补充和論證的過程，如果歸納結果是正確的話。
　　演繹也是擴大歷史認識範圍，增加對尚未深入研究過的各種具體歷史現象的認識的一種必要方法。例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提出了人類歷史依次經歷由低級到高級的五種社會形態的原理和關於各社會形態基本特徵的原理，我們掌握了這個原理，就為我們研究他們許多未曾研究過的民族發展歷史指明了研究的大體方向和提供了判斷社會性質及社會發展階段的基本依據。如果這些演繹與類比方法相結合，還可以對這些史中一些缺乏史料考察的社會生活狀況作出較有可能符合歷史實際的假設。
　　而且，演繹法還有利於將許多歷史一般性認識組織成為一個嚴的歷史理論體系。由於借助有關知識就可以從高層的一般性知識演繹出較低層次的一般性知識，從低層次的一般性知識〈經驗知識〉可以演繹出具體知識，因此運用演繹法，既可以补充推導出理論體系所必須的一些新的認識，又可以幫助辨明已知的各種相關聯的一般性知識和具體知識的層次關係，從而將它們組成一個歷史理論體系。
　　但是，演繹法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演繹必須以一般性知識為邏輯前提，但它本身並不能保證也不能檢驗這個理論前提的正確性。即使這個前提本身是正確的，也還不能保證這個前提用在此問是上就一定適用。例如五種社會形態學說作為人類發展的一般規律是正確的，但如果不加具體分析地以它為大前提去推論某些缺少其中一、二種社會形態或同時混存着两種以上的社會形態的歷史問是時，就有可能產生失誤。其次，歷史科學畢竞與哲學等學科不同，它是一門具體科學，對許多具體的特殊的歷史現象的了解和描述是其重要的大量的任務。由於歷史現象大多都具有極其複雜的情況，甚至許多影響因素可能還不易為我們所知，因此演繹並不能提供關於它們的精細的具體的認識。過於誇大演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就會造成以一般原理的推論代替歷史事實的研究，讓複雜的歷史事實適應一般原理或公戌式的現象，犯唯心主義的錯誤。

四﹑探索中的新方法

進年來我國史學工作者從自然科學方法論、人文科學等其它學和西方史學界中引進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並就它們在史學研究中的運用和適用性問題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這些方法主要有系統方法、控制論方法、結構一一功能分析法、計量分析法、其它人文學科方法的移植等。
系統方法
所謂系統方法，就是把對象放在系統的形式中，從系統觀點出發，從系統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系統和環境之間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的關係中綜地、精確地考察對象，以逹到最佳地處理問題的一種方法。對系統方法的基本原則，各有不同的表述。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以概括為“整體性原則、相互聯繫原則、有序性原則和動態原則”的說法較為適用。整體性原則，要求把研究對象作為由各個組成部分〈要素〉構成的有機整體，研究整體的構成〈結構〉及其發展規律。它要求我們研究歷史時要把歷史發展的整體作為起點，從整體到部分再到整體，思維路綫是從綜合到分析再到綜合。就是分析過程中的每一步，都還要顧及、映現系統整體，伴隨着綜合，始終在綜合的指導和控制下進行分析。相互聯繫的原則，要求我們把任何個歷史現象作為某個歷史系統的一個要素來研究，要從它從其它歷史現象、與整個歷史系統的各種聯繫〈系統聯繫、結構聯繫、功能聯系、起源聯繫等〉和相互作用方面來研究歷史現象的因果關係和情狀特徵。有序性原則，要求把歷史研究對象內部看成一個逐級組成的、縱横交錯的立體網模式，它自身又是更高一級的一個子系統。動態原則，要求我們以“生命的動態”觀點觀察歷史，不僅研究各種歷史系統發展變化的方向、趋勢、速度和方式，而且要探素它們發展變化的動力、原因和規律。這些變化的動力、原因和規律都隐藏在系統內在結構及系統與環境的相互作用〈物質、能量與信息的交換〉之中。整體性原則是系統方法的核心，系統、整體、要素、結構、功能、熵〈表徵無序程度的物理量〉、信息〈衡量有序程度的物理量〉、自組織性〈系統由無序走向有序結構的能力〉、系統優化〈選擇系統最佳功能的決策〉模型化〈通過設計相似系統模型來研究真實系統〉、環境〈系統整體存在和發展的全部外界的總和〉等等，是系統方法的主要概念與範疇。總之，運用系統方法於歷史研究，就要求我們要從歷史事物的內部和外部的聯繫，從歷史事物存在和發展的來龍去脉，從歷史事物的全部真實關係的總和中來認識歷史，對因果關係、質量關係的認識等都會帶來更新。
控制論方法
控制論方法是研究受控制的系統〈由施控系統和受控系統相互作用連接而成的整體〉，如何逼進保持“理想狀態”和方法，主要包括信息方法，反饋方法。其中，信息方法、反饋方法可以給歷史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方式。所謂新的方式，就是完全撇開對象的物質的、能量的具體運動形態，把系統的運動或控制過程當作信息傳遞和信息轉換的過程。通過對信息的流程。通過對信息流程〈信息的穫取、傳遞、貯存、加工和轉換的過程〉的分析和處理，以逹到對其的規律性認識的一種研究方法。它要求把社會看作人流〈人的流動與組織〉、物流、〈生產生活資料的產生與分配、消耗〉、能流〈各種能源的使用〉和信息流〈人為的組織、計劃、指揮、協調、控制管理〉等四種流過程，分析它們的不同特徵性狀，以找出歷史發展的信息因果關系。反饋方法認為任何系統的控制過程無不含有物質、能量和信息的反饋。因而要求把歷史看作一系列具有反饋因果的系統因果的運動過程，從而更全面深刻地認識歷史運動的形態與因果關係。
結構－功能分析法
這是一種已被廣泛運用於歷史研究的分析方法。結構指系統內部諸要素間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形式與方式，功能指整個系統與外部環境相互作用的關係。結構一一功能分析法與結構與功能間存在着辨證因果關係為認識依據，要求將歷史的矛盾運動看作一個具有多層次複雜結構的系統，通過分析其內在結構〈如一個國家內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階級結構、文化一一心理結構等，以及由它們構成的整個社會結構〉和功能〈如一個國家和它國、它民族之相互關係、相互影响，及它們相比之下各自運動變化的形式、速度等特徵〉的特點來認識歷史運動的規律。它往往從歷史表現出來的功能特點出發來探索其結構特徵，或從其結構其特徵來解釋其特定功能之根源，或從其結構與功能之特定關係方式去探求其運動的特殊規律。可見，它實際上是系統方法和控制論方法的一種簡化形式、基礎形式，是它們對一一綜合法的一種擴充。我國目前運用系統方法和控制論方法來研究歷史問題的論著，基本上都屬於結構一一功能法的範疇。如李桂海的《從控制論的角度看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結構的僵化》、《論封建結構瓦解的系統條件》和陳平的《社會經濟結構的規律和社會演化的模式》、《單一小農經濟結構是我國两千年來動亂貧窮、閉關自守的病根》等論文都是這樣。金觀濤的論著，如《在歷史表象的背後》、《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悲壯的衰落》等運用的控制論方法則較為復雜。這些論著在歷史的宏觀研究與整體評價方面確實別開生面，提出了一些有科學價值的觀念，同時也表明我國目前在這方面仍處於剛起步的階段。值得注意的是，王亞男寫成於系統方法推廣以前的《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倒有較鮮明嚴謹的系統方法特徵。該書先從世界政治史的宏觀角度評價了中國官僚政治的整體特徵，然後深入內部分析其不同層次的要素及其相互關係〈社會經濟基礎、官制精神、儒家思想、士宦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等〉，再進一步分析其運動規律和特徵〈两稅法科舉制的作用、官僚貴族化傾向及在現代的轉形等〉，最後論其整體功能特徵〈對農民生活與社會發展的影响等〉。這說明歷史研究中的系統方法乃是運用歷史方法〈後文述及〉、辨證方法系統地研究歷史現象而必然產生的方式，這對我們發展和完善歷史系統研究方法當有重要啟發。
　　計量方法
計量方法是指運用當代計量數學手段於歷史研究。它主要有如下特點：第一，利用電子計算機系統地積纍貯存史料，將它們處理成電碼卡片，第二，利用電子計算機對有關問題的電碼卡片進行大量的數據運算，從而進行統計分析，第三，用統計分析的結果來檢驗原來的理論假設〈一般表現為數理模式〉是否正確。這就為歷史研究提供了現代化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使歷史研究向定量化、精確化發展，為今後建立歷史數學模型提供可能。計量史學在美國特別盛行，我國目前尚無典型的計量史學著作，但梁仲的《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曾對中國經濟史作了大量統計工作；龐卓恒與馬克堯關於中國封建農民與西歐莊園農奴所受剝削量大小的不同是否是封建制度延續長短的原因的討論，可看作是計量分析法的尝試。但是，由於歷史研究的許多對象難以量化，而計量過程也會發生資料是否精當真實、推導是否科學的問題，而研究者的立場、觀點也仍然對研究的方法和判斷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它也有局限性，可看作計量分析法的雏形。鉴於系統方法、控制論方法、計量方法的局限性，控制論創立者維納在肯定這些方法可以運用於社會研究的同時，也曾認為：“社會科學不是檢驗控制論概念的一個好基礎。”
　　對其它社會研究方法的移植。其它社會科學主要指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文化學等等。引進它們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以其研究角度為參照系選定歷史研究的課題，如按社會學研究角度要求選擇“中國古代家庭結構與家庭關係”為歷史研究課題，這就擴大了歷史研究的範圍；二是對重大歷史問題進行多學科的綜合分析，特別是運用其它學科的理論成果進行學術性分析，例如黄仁宇在《歷年十五年》一書中對明神宗的倒行逆施政策行為進行了心理學的分析〈中華書局1982年版〉，諸葛計在《唐末農民戰爭戰略初探》一書中運用馬克思主義戰爭科學對黄巢起義的等點和發展階段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這就大大加强了歷史研究的科學性；三是將它們特有的研究方法移植到歷史研究中來，如應用社會學的一整套方法，調查方法中的抽樣法、文件分析法、個案法等，統計方法中的數表排列法、抽樣統計法，及其四階段組織方法等，都可稍加改造後就能適用於歷史研究，這會大大促進歷史研究方法的現代化和多樣化。引進其它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必須與運用系統方法、計量方法的努力相一致才能成功，因為現代社會科學的眾多領域都早已廣泛利用了現代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成果，而且它們的研究方法的引進勢必促進歷史在更高層次上的綜合研究，不運用系統方法、計量方法就無法勝任新的要求。
　　
五﹑具體－抽象－具體法

從感性具體到思維抽象，再從思維抽象上昇到思維具體，既是形成一切系統的科學認識的必然過程，也是獲得系統的科學認識的一種方法。就歷史研究說來，從感性具體到思維抽象的階段，要求的們首先要細緻嚴謹地考察有關對象的壹個個具體的史實，充分了解它們的豐富的多樣性，完成感性認識。然後凭借分類、比較、分析、歸納等抽象思維，抽出共同點，撇開差異性內容；抽出必然的本質的東西，概括出一系列具有抽象規定性的概念和判斷。最後，再經過對這些概念和判斷的內在關係進行壹層層的演繹和分析，去掉多樣化的內容，把握那些最基本的關係，逹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從而找到隐藏在現象最深處的本質屬性。實現從具體到抽象這個認識階段的關鍵在於深入的考察史實和正確的運用各種邏輯思維方法。
　　就歷史研究來說，從思維抽象上昇到思維具體，要求我們要在思維抽象成果的基礎上，進行一系列理論的演繹與綜合，構建成系統的理論認識體系，並以此體系為框架，在頭腦裡逹到對歷史對象的整體把握和實現多樣性統一的再現。這樣上昇為具體的歷史，已不再是原來那種一大堆駁雜紛亂的史實堆積，而是既明確地反映了種種理論思維成果，又包容了全部感性認識成果的思維總體。馬克思說：“從抽象上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並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
　　具體來說，從思維抽象上昇到思維具體，必須使思維運動從最簡單、最基本、最一般的規律出發，運用演繹、滙集、聯系、綜合等思想手段，通過中間環節，逐層上昇，最後形成為思維其體。馬克思《資本論》中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就是從最簡單的抽象範疇〈“價值“〉開始，然後逐步上昇到比較複雜的具體的範疇，最後上昇到資本在自己的現實運動中的具體的形式〈利潤、地租〉的。這種由分析而綜合、由部分而整體的思維運動，就是從思維抽象到思維具體的過程。胡如雷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一書在這方面作了有益的努力和探索。該書從“土地自由買賣是中國封建的基本特點，是其它種種特點的根源”這樣一個簡單、基本和一般的抽象規定出發，逐層地論及了土地所有制的關係與階級關係、國家體制、商品經濟、周期性經濟危機規律和古代史分期問題，從而建構了一個關於中國封建社會的較豐富多樣又深刻統一的整體認識。被學者稱為“第一部有份量的中國封建主義政治經濟學”。
　　在實現“具體──抽象──具體”的認識過程，除要正確運用上述各種逻輯方法和科學方法以外，還應當充分發揮想象、直覺和靈感等非邏輯思維的創造性功能。想象是人們在原有的知識基礎上對記憶中的表象、新的概念的思維活動，因此，能幫助人們進行科學抽象。著名史學家郭沫若說過：“其實科學活動也不能不需要想象，不能不發揮給合的創造性。科學研究有時却需要你有一分的證據說十分的話，要你大科學的預見。這是不能不依靠合乎規律的想象的：綜合各種各樣的研究成果，來構成一種自然界没有的東西。”可以說，如果不通過合乎規律的想象，考古學就可能為人們描繪遠古社會的完整图景，史科學也不可能為人們較完全地反映歷史人物的與歷史事件的狀況，從而使歷史研究陷於支離破碎。直覺是人們只依據少量不成熟的感覺和認識而突發地產生的一種總體性判斷和本質性理解。靈感則是在暫時離開研究對象時突發地產生的一種嶄新的想象或突破性的見解。由於直覺和靈感具有大幅度跳跃式提取信息和加工信息的特點，能使研究者在長久艱苦的研究之後對研究對象產生“頓悟，”式的認識飛跃，越過某些細節證明和邏輯規則，戰略式地認識事物本質，因此可以為歷史研究的選擇、分析、推導、綜合、建構體系等過程提供創造性的導引。郭沫若曾反複介紹過自己在歷史研究中產生直覺與靈感的情況，如：“讀《吕氏春秋》，初意欲收集關於惠施之材料，忽而意動，欲寫《吕不韋與秦始皇》，寫此二人之鬥爭。吕不韋當為一非凡人物，漢人名之為‘雜家’，其實頗具有大成之野心，儒、道、墨、法、冶於一爐，細心考之，必有所得。”這種在尚未“細心考之”之前便得出了不同於傳統看法的總體評價之“忽而意動”，便是直覺靈感。當然，想象、直覺、靈感產生的認識都有或然性，必須經過邏輯的分析和史料的嚴格检驗。

六﹑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統一

綜合上所述各種研究方法，廣義上說都屬於邏輯方法。邏輯方法的基本特徵，一是它的典型性，也就是摆脫了歷史發展的自然過程，提取其中最能體現歷史本質和發展規律的因素進行研究；二是它的抽象概括性，撇開了曲折過程和偶然現象，以一系列概念、範疇和前後一貫的理論體系反映出歷史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也就是說，邏輯方法是按照科學思維的需要來選擇程序、處理對象的，因而主要採取理論論證的形式。
但是，要研究歷史，就必須全面具體地了解歷史的真實狀況和過程，必須把研究對象放到它所處的複雜的歷史条件之中去加以考察和分析，並要把這些了解和考察結果如實地具體地反映在研究結果中，因此也就必須以歷史方法去研究歷史。
　　所謂歷史方法，就是跟隨着客觀歷史的自然發展進程進行研究的方法。歷史方法也具有两個基本特徵：一是它的歷史性，也就是按照歷史上依次出現的人物和事件進行研究；二是它的具體性，也就是根據歷史上自然發生和依次出現的具體人物和具體事件進行研究，通過對歷史的具體描述去發現和說明歷史活動的內在規律性，抓住隐藏在偶然性背後的必然性。也就是說，歷史方法要求按歷史的本來過程和具體面貌去選擇程序、處理對象，主要採事實描述的形式。顯然，歷史方法使人們的目光始終不背贞離歷史發展的客觀過程，始終能够留意歷史的紛紜複雜的狀況和它任何重要的曲折過程與偶然現象，為歷史研究的科學性提供最基本的、最生動活潑的保障，因此歷史方法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正如列寧指出的：“為了解決社會科覺問題……最可靠、最必須、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繫，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個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並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
　　但是，在研究過究過程中，歷史方法並不能脫離邏輯方法而以純粹形態單獨地運用。因為歷史過程往往迂回曲折，歷史現象紛紜複雜，如果作歷史方法的考察時不借助邏輯方法提供的典型性和概括性認識手段，做到抛棄細節，抓住主流；抛棄偶然，抓住必然；抛棄曲折和必偏差，抓住基本方向和基本綫索，研究一作就會漫無止境，甚至迷失方向。而且，當進一步對歷史問題進行深入的全面的研究以發現其本質和規律，從而建構綜合的系統的理論認識時，更必以邏輯方法整理歷史方法的成果才有可能。
任何的邏輯方法，其實都是歷史客觀關係的科學抽象的結果，都反映了歷史的真實聯繫，因此具備了與歷史方法相統一的客觀基礎，歷史方法必須與邏輯方法相一致，這既是歷史研究的基本認識原則，也是辯證邏輯的基本推理規律。它必須貫徹於歷史研究的全過程。常見的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統一的形式，一是在歷史過程研究的基礎上進行邏輯的方面分析、層次分析、因果分析等等；二是在對歷史現象作整體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各個層次與要素的歷史過程的分析。總之，都是過程研究與結構研究相統一的方法。
　　歷史研究畢竟是人們的認識思維活動，也就離不開邏輯推理、判斷、概念等形式，因此邏輯方法與歷史方法相統一的要求，就集中地表現在思維邏輯必須符合歷史主義原則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要求人們必須在唯物史觀指導下研究歷史，其原則主要是：
第一， 從客觀存在的歷史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某種觀出發去研究歷史。列寧指出：“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慮具體時間、具體環境裡的歷史過程的客觀內容。”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的首原則。
第二， 將歷史現象和產生它的各種歷史條件聯繫起來，而不要孤立地片面地去研究歷史。任何歷史現象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在與之關係密切的各種歷史條件中隐藏着它產生、發展、消亡的深刻原因，隐藏着各個歷史現象的必然性聯繫。各歷史條件的作用也不是同向等價的，必須作具體的分析。既不可片面强調某一方面歷史條件而否認其它方面歷史條件的作用，也不可不分作用程度的大小與性質而一律看待。一般來說，“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跟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存在於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着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
第三， 用發展的觀點，而不是用僵死的、停滯的觀點去研究歷史。既不要苛求古人，凡是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方面對人類社會發展起推動作用的歷史活動，都應予以辯證的合理的肯定；又不要引導今人向古人看齊，要正確地分析一切歷史活動的歷史局限性，肯定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
　　在運用歷史方法的過程中，對歷史主義原則要作辯證的把握。例如：歷史方法要求跟隨着歷史發展的自然進程去研究歷史，但並不是說只能“歷史從哪裡開始，分析研究就從哪裡開始”，還有一種順着歷史發展走過的道路倒溯回去逐步地考察歷史的方法，我們稱之為逆向考察法，也是合乎歷史方法的，馬克思《資本論》用的就是這種方法，並稱為“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方法。
歷史主義要求全面考察歷史條件，但研究歷史人物的性質與作用時，不僅僅只考察歷史條件，還應當考察歷史人物對這些歷史條件的具體關係和主觀態度，同樣的歷史條件可以造就完全不同性質與作用的歷史人物。這樣做，我們就能够在較高的理論層次和實踐層次上實現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統一。
　
思考題：
１、 為甚麼說分析和綜合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２、 結合實際談談你對探索中的新史學方法的認識。
３、 為甚麼要堅持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相統一的原則？

主要參考書目
吴　澤：《史學概論》第四章。
李　廉：《邏輯科學綱要》。
李世繁：《辯證邏輯概論》。
劉元亮：《科學認識論與方法論》。
楊國璋：《當代新科學手冊》。
羅玲玲：《歸納與演繹》。
林康義：《比較‧分類‧類比》。
張卓民：《系統方法》
馬成立：《控制論方法》。
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
諸葛計：《唐末農民戰爭戰略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