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的文化

隋唐時期的文化　　　　　　　　　
複習思考題　　
　　１、隋唐時期在科技方面有哪些著名的人物？他們都有哪些成就？
　　２、唐詩竹興盛的原因和表現。
　　３、甚麼叫古文運動？
　　４、佛教和道敎在唐代產生過甚麼影响？
　　５、唐代的史學有何發展？劉知幾、杜佑在史學上有何成就？

一、科學技術
　　建築　　隋唐的土木建築技術相當發達，最為突出的有：隋煬大業年間〈605─616年〉，由工匠李春領導石工李通等人設計建造的安濟橋〈也叫趙州橋〉；隋唐年間建造起來的長安城；還有各種大型佛寺堂和塔建築，現存的主要有山西省五台縣的南禪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西安的大、小雁塔。
　　安濟橋橫跨在今河北省趙縣〈古稱趙州〉城南的汶〈Xiao，音淆〉河上，是世界上保存下來的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橋，由四十多块一吨多重的石块組成，經歷了一仟三百多年，至今車馬仍然可以通過。橋長50‧82米，宽9‧6米，石拱橋跨度達37‧37米,跨度大〈1：5‧23〉，弧形平，而且大拱两端的上方各有两個小拱，起減輕橋身重量和橋基壓力作用，洪水大了還可以起排水作用以減輕淚流對橋的衝擊。由於大小拱相配，設計精巧，石雕裝飾生動古樸，整個橋型於雄偉中顯出秀逸、輕盈、勻稱，古代詩人讚它是；“架石飛樑盡一虹，蒼龍驚蛰背磨空。”歐洲最早類似趙州橋的“空撞券橋”是出現於法國十四世紀的賽雷橋，它晚出七百年，卻早已毁滅了。
　　唐長安城始建於隋文時的建築家宇文恺〈kai，音凱〉之手，經隋陽帝到唐玄宗的百餘年間的多次营造，形成了極其宏偉的規模。它周長七十里，東西宽十八里。城內分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大建築群。宫城在全城北部的正中，是皇帝和皇族居住的地方。宫城南面是是面積略大的皇城，是中央百宫衙署。宫、皇城之外是外郭城，城內有十一條南北大街，相互交叉，把全城劃分為一百多個排列整齊的坊市，是市民的住宅區和商業區。坊市的平面形狀得象圍棋的棋盤，東西對稱，還把河流引入市區，設置人工湖和風景區，地下有周密的排水設備，街道都筆直宽闊，两旁大都種植着整齊的槐樹，與宗教寺觀、官員府第交相輝映；宫城、皇城裡則多種梧桐樹、柳樹、與巨大宫殿、亭台樓閣、宗庙社稷、官府衙門掩映生輝。長安城是當時建築史上的新創造，豐富了的國城市建築的獨特風格，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傑出的都市建築之一，國內各州城和日本國的都城建設都競相仿效。
　　雕版印刷術　　隋唐之際出現的雕版印刷術，是在周秦時已出現的印章技術和稍後出現的拓印技術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雕版印刷術，就是先在尺寸相等的木板上刻上突出的反體的文字和圖畫，然後在版面上涂墨，付印在紙上的的技術，它能大量印制同樣的書籍、畫圖。史記上最早記載的雕版書是唐太宗時刻印的長孫皇後寫的《女則》，最早的雕版畫是玄奘和尚大量雕印的菩薩像。白居易的詩曾被印出來到街頭叫賣。文宗大和年間，民間以“以版印歷日”在市場上大量出售〈１〉。現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是咸通九年〈868〉雕印的《金鋼經》長巻。這個巻子全長十四尺，首頁印有佛教神話故事，雕刻精美，刀法純熟。
　　天文與算學　　隋唐較著名的天文學家劉焯〈zhuo，音卓〉、丹元子和耿詢等人。劉焯在仁壽四年〈604〉著了《皇極歷》，並最早提出了歷算的“等間距＝次內插法”的公式。他測定嵗差為七十五年為一度，比當時西方人認為一百年差一度要大大接近準確值〈今測七十一年差一度〉。丹元子編成的七字長歌《步天歌》，是當時初習天文學所必讀的歌訣。奴隶出身的耿詢造成的水動渾天儀測天象相當準確，“作馬上刻漏〈計時器〉，世稱其妙”〈２〉。
　　唐代最傑出的天文學家是一行和尚〈683─727〉。他本姓張，名遂，魏州昌樂〈今河南南樂〉人。僧一行在開元十二年〈724〉通過發現了恒星位置移動的現象，比英國天文學家哈雷提出恒星自行的觀點早了將近一仟年。他是世界上用科學方法實測子午線長度的第一人，外國晚了九十年。一行在臨死前完成的新歷《大衍歷》，結構合理，系統周密，較符合天文實際，明末以前歷代歷法皆按它的結構編寫。
　　唐代李淳風是個天文學家和算學家，他設計的“渾天儀”既複雜又精密，表裡三重，可以測量天體經緯日月星辰。他還注解了古代算學名著《古代算經》。比他稍早的大學學家王孝道在他的《緝古算經》中提出了三次方程式的正根解法，是當時代數學的新成果。
　　醫學　　隋政府設有醫務行政機構太醫署，出了許多著名的醫學家，其中以巢方元最為突出。他是大業年間的太醫博士，撰有《諸病源候總論》五十巻，是我國第一部詳論疾病分類和病因、病理的著作，書中記錄的腸吻合治療外傷斷腸術等，是外科手術史上的重要成就。
　　到了唐代，醫學分科精細，已有內科〈脉經〉、針灸、妇嬰、痈疽、金創、耳眼等五官等治療科目，對痘疹、霍亂、麻風、疟疾等傳染病都能作正確診斷了。唐代名醫輩出，其中最出的是京兆華原〈今陜西耀縣〉人孫思邈〈581─682〉。他於永徽三年〈652〉寫成了第一部醫學著作《備急千金藥方》三十巻。三十年後又寫成《千金翼方》三十巻。這两部後來合稱為《千金方》的著作，總結了唐代前歷代醫家的醫學理論和治療經驗，收集了五仟三百多個方子，收載了八百餘種藥物，其中二百餘種的採集、炮制方法。他首創了複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他提出的醫治缺碘型甲狀線腫大的藥方和治防腳氣病的藥方都是十分先進的，歐洲是在近一仟年後〈1642〉才第一次有人論述腳氣病的治療。他總結的“硫磺伏火法”雖未必是最早的火藥配方，但已表明他已掌握了硫磺等火藥主要原料起火、爆炸的性狀。孫思邈由於其對醫藥學的巨大貢獻而被後世稱為“藥王”。
　　唐人蘇敬等在顯慶四年〈659〉集體編修了圖文並茂的藥物學專著《唐新本草》五十巻，收集藥物八百四十四種，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國家頒定的藥典，比西歐最早的意大利佛羅倫斯藥典〈1494〉早了八百多年。我國最早的傷科專書《仙授理傷續斷秘方》和妇產科專科書《經效產寶》，也都是在唐代出現的。王燾在752年編成的《外台秘要》四大巻收集的方子多達六仟九百多個，不少對現今的臨牀治療仍具有指導意義。
　　地理學　　隋唐時繪制地圖有了相當科學的方法，如煬帝時人裴矩在廣為收集中亞西地區資料基礎上，用丹青為《西域圖記》三巻繪制了地圖，達到了“窮其要害”的水平〈１〉。煬帝時由朝臣撰成的《區宇圖誌》一仟二百巻，巻首皆有圖，“叙山川則巻首有山水圖，叙郡國則巻首有郭邑圖，叙城隍則巻首有分館圖”〈１〉，顯然是一部圖文並茂的全國地理專著。
　　唐代出了两個在地理上很有貢獻的宰相。一是德宗時宰相賈耽〈729─805〉，他著有多種地圖和地理學著作，如《隴右山南圖》、《海內華夷圖》一軸，《古今郡縣道四九述》四十巻，《皇華四達紀》十巻等。據《舊唐書‧賈耽傳》記載，《海內華夷圖》“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百里”，又“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可見此地圖使用了“分率法”的方法繪制，並採用“古今殊文”的方法將古地理與今地理巧妙地結合了起來。另一是貞元時宰相李吉甫〈758─814〉，在元和八年〈813〉著成《元和郡縣圖誌》共四十巻。書中凡四大七鎮，每鎮繪有地圖列於篇首，內按十道政區形勢分別記載所轄府、州、縣有關地理沿革、疆域、山川、道里、人口、物產、貢賦以及文物古迹、歷史掌故等。此書與《元和圖記薄》為姐妹篇，體現了作者要“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３〉的主張。

〈１〉《隋書‧裴矩傳》。
〈２〉《大業雜記》。
〈３〉《元和郡縣圖誌‧序》。
二、文學與藝術
　　在文學上，隋朝頻之推、陸法言等人合作寫成了《切韵》五巻，奠定了音韵學的基礎，有利於詩詞的發展。唐代文學家則沿着批判六朝綺麗之風、以復古為革新的道路前行，逐漸開創了空前繁榮的文學時代。詩歌經久不衰，名家輩出，達到了古典詩歌的最高成就；散文亦形成了新的高潮，寓言、傳記有新的開拓，又出現了山水遊記、雜文等新的文體；小說也發展成具有較完整情節、能反映社會生活的唐代傳奇，佛教宣講形式俗講、變文對宋話本、元曲的產生有相當重要的影响；唐後期還出現了新的文學體裁“詞”。
　　在藝術上，隋朝藝術家在繪畫、音樂、舞蹈等方面已在六朝吸收外來藝術手法的基礎上又揉合了南北手法，開創了新的風氣。唐朝在此基礎上把藝術推上了新的繁榮，創造了富麗多彩，精細壯大的藝術風格。
　　詩歌空前繁榮　　清人所編的《全唐詩》，收集了二仟三百多個詩人的四萬八仟九百多首詩，其數量之眾多，內容之豐富，風格流派之多樣，遠遠超過了過去任何一個朝代。
　　唐代詩歌的發展大概可分如下幾個階段：初唐〈太宗到武則天時期〉是從六朝綺麗詩風向風骨兼備的唐詩過渡的時期。王勃、楊炯、盧照邻和駱賓王等“初唐四傑”的詩作中那種渴望建功立業的進取精神和懷才不遇的不平之情，給詩歌園地吹進了新鮮氣息，被杜甫稱讚為“龍文虎脊皆啟馭”。陳子昂更自覺地舉起文學革新的旗帜，他的詩內容充實、格調質朴的風格在實踐上開了新風氣，其《登幽州台歌》便是千古傳誦的佳作。
　　開元天寶年間是唐詩的極盛時期，詩罎真可說是萬紫千紅，繽紛多彩。有孟浩然、王維等山水田園詩派、有高適、岑參、王昌齡等邊塞詩派，更有古典浪漫主義詩風的代表李白和古典現實主義詩風的代表杜甫。
　　孟浩然是個求仕不就便徜徉山水、以布衣終老的詩人，他的風景詩有的從大處着墨，寫的壯麗雄偉，更多的是善於“遇景入脉”，寫得含蓄蘊、真摯生動，杜甫稱之為“清詩句句盡堪傳”。王維年輕及第，仕途坎坷，因此對山水田園的意境有更為內在的向往。他兼精音樂、工書畫，因此詩都寫得色彩明麗、意境深長、情景富膩、聲韵諧和，被蘇東坡稱為“詩中有畫”，田園詩派的創作在律詩的形式發展史上有其突出的貢獻。讀其詩作時陶冶人的靈性情操、增强美的感受力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高適、岑參都有過邊疆從軍的生活，寫邊塞詩多歌頌衛國立功的精神，表現出盛唐時期的雄大魄力，也能同情士卒疾苦，表現出現實主義的光輝。高適對官兵矛盾十分敏感，詩寫得氣骨兼備、悲壯蒼涼，如《燕歌行》。岑參善於用樂觀情景表現邊塞的綺麗風光，如“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王昌齡仕途坎坷，遭遇淒慘，雖没經歷過邊塞生活，但善於揭露征戍者的內心世界，寫他們的振奮勇猛時就寫得鏗鏘精煉，寫他們的離恨鄉愁、淒涼孤苦時又寫得溫柔纏綿，委婉動人，如：“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彈不盡，高高秋月下長城。”王昌齡的七絶詩寫得尤其好，被後人稱為“神品”。
　　李白〈701─762〉，字太白，唐代最傑出的積極浪漫主義詩人，原籍陜西成紀〈今甘肅秦安〉，生於碎葉〈今蘇聯托克馬克城〉，幼年隨父遷居四川彰明縣〈今綿陽〉。他輕科舉，愛豪遊，雖被玄宗征詔入京，但性格豪放不羈，與權貴不合，仕途不暢，多在各地漫遊，最後病死當涂〈今屬安徽〉。由於他的詩清新俊逸、超凡絶世，又善於用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制造一種飄飄欲仙的意境，因此被人稱為“詩仙”。他對現實不满，對自己懷才不遇的遭遇更不满，因此處處露出蔑視世俗，飄逸瀟脫的情感，道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心聲。他寫山水風景畫喜歡從高處、遠處、深處着眼，寫出闊大壯美的境界，如“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甚至借助於非現實的幻想創造天馬行空的意境以表達自己自由奔放的激情，如《蜀道難》、《夢游天姥吟留別》等。他對人民窮生活也有所反映，對個人自由有强烈的追求，如“我本楚狂人，風歌笑孔丘”，“松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頻”。因此他的浪漫主義是積極的，也有一定的現實主義氣息。李白詩的這種豐富的形式與內涵，說明他們不僅是大唐開元盛世的反映，同時也是詩人已感到“山雨欲來風满樓”產生出悲憤與懮慮情緒的產品。
　　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鞏縣人，是唐代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他出生於没落地主家庭，也是不中科舉、只當過幾種小官的不得志之士。由於他的詩較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由盛轉衰時期的社會面貎，成為那個時期社會鬥爭的一面鏡子，因此他的詩被後人稱為“詩史”。他在詩中表達了自己懮國懮民、同情民生疾苦的崇高思想。他的詩形象典形深刻，語言洗煉，集典雅質樸於一爐，律詩成就尤高。後人尊稱他為“詩圣”。他反映社會現實的詩作很多，安史之亂前的有《兵車行》、《麗人行》等，前者反映擴邊黷武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後者揭露楊國忠一伙的奢侈荒淫。安史之亂以後的代表作是組詩“三史”〈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這些詩既反映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灾難，又代表了人民平亂決心。他善於改造樂詩的形式為反映民間疾苦服務，確是現實主義詩作的高峰。
　　當然，李白、杜甫的詩作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們都曾為求得官职和功外寫過一些曲意奉迎之作。李白更寫過一些讚美“章台走馬”、“醉花眠柳”之作。在思想上，李白受有道佛出世超脫思想的影响，而杜甫則受到“每飯不忘君”的儒家忠君思想的深刻浸染和局限性。
　　中唐時期，詩歌創作又有所開拓，詩人輩出，流派繁多。元稹等人發揚杜甫的現實主義風格，掀起了一個“新樂府”運動。新樂府運動以反映社會現實和民眾疾苦為宗旨，在形式上追求通俗易懂，雅俗共賞。白居易〈772─864〉，字樂天，原籍下邽〈今陜西渭南〉，生於河南新鄭。他幼有才名，中過進士，當過朝官，為歡諫皇帝寫了大量反映人民疾苦揭露官吏腐惡的諷喻詩，後因此被貶外地，過着明哲保身、悠閒自適的生活。他的諷喻詩的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其中《重賦》、《賣炭翁》、《杜陵叟》等，有力地揭露了剝削者的貪暴，對人民的痛苦生活深表同情，發出了“剝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釣爪鋸牙食人肉”的憤怒呼聲。他的長篇叙事詩《長恨歌》和《琵琶行》，也有較豐富的社會內容，在文學史上有特殊地位。
　　此外，韩愈、孟郊、劉禹鍚、李賀、李商隐、杜牧等人也是中唐時各有特色的著名詩人。他們主要在藝形式上有所探索，有所創新：韩愈以文為詩，奇崛險怪，排比鋪張；孟郊尚古拙，好奇險，於苦澀中見詩意；劉禹鍚的詩清新細膩，韵調優美，沉鬱蒼涼，“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就是他的千古名句；李賀構思奇特，迷離恍忽，激越淒戾；李商隐的詩含意深邃，典雅鮮麗，真挚熱切，淒涼傷感，“春蠶到死絲方盡，蜡炬成灰淚始乾”就是至今仍被人們傳頌的名句；杜甫的詩傷感時傷世，旖麗淒迷。他們的詩風都是由當時表面昇平而局勢日衰的時代背景決定的。
　　唐末，詩歌創作在質量和數量上都有所衰退，思想和技巧上也較雜蕪，主要詩人有皮日休、杜荀鶴；韋莊、司空圖等。此外，黃巢傳世的两首菊花詩倒是氣魄不凡、獨樹一帜的。
　　古文運動與傳奇小說　　唐代散文的復盛有賴於古文運動的興起。南北朝時期，駢文風行於文壇，一味追求聲律、詞藻、用典，形式僵化，內容空洞。到了唐代，庶族地主勢力日上，士族地主日衰，駢文這種貴族文體也就隨之衰落了，古文運動隨既興起。所謂古文運動，名義上是要求恢復周秦两漢的古代散文體的文學復古運動，實際上是要在繼承古代散文優秀傳統的基礎上，以自由質樸、注重內容的新散文體來代替已經走入絶境的駢文，是一個企圖使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比較適應時代要求的革新運動。陳子昂首開其端，經許多作家的艱苦奮鬥，到韩愈、柳宗元時成就大備。
　　韩愈提倡繼承和吸收從六經、莊騷到司馬遷、司馬相如的古代散文成果，主張寫文要以“古聖賢人”為師，但要“師其意，不師其辭”〈１〉，强調寫文章要有創造性，做到“唯陳言之務去”〈２〉。他在創作實踐中也力求創造出更於表達思想的新文體，並把它廣泛應用於政論、傳記、書信、序文、墓誌名等各方面，先後寫出了三百多篇具有高度藝術技巧的散文。他的散文筆力雄恣，才氣緃橫，感情充沛，文字精煉，語言生動，創造了不少至今仍富有生命力的新鮮詞語。當然，韩愈從事古文運動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復興儒道，內容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柳宗元主要在散文創作的實踐上達到了更高的藝術成就，從而推動了古文運動的發展。他寫下了四百多篇散文。他的寓言作品，富有文學意味，並且有深厚的現實內容，使之成為有戰鬥特色的諷刺文學，如《三戒》。他得山水記寫得高潔、幽邃和淒清，表現出一種與他的性格相諧調、相統一的美的特徵，如《永州八記》，其論說文寫得縝密謹嚴，条理井然，內容豐富而有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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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答《劉正夫書》。
〈２〉答《李翊書》。
　　由於唐朝中後期城市經濟的繁榮，加上古文運動的推動，產生了傳奇小說。傳奇小說無論在語言、情節和人物塑造等各方面較之志怪小說都有新的發展，標誌着古典小說漸漸發育成形了。傳小說的極盛時期是從大歷到大中年間〈766─859〉，著名小說有沈濟的《枕中記》，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陳鴻的《長恨歌傳》、《東城老父傳》，白行簡的《李娃傳》，蔣防的《霍小玉傳》，元稹的《鶯鶯傳》，李朝威的《柳毅傳》等。這些傳奇小說的思想主題大多以婚姻戀愛為主，歌頌自由、反對人身束縳，具有新的社會生活氣息，宋、元、明三代許多著名的戲劇故事，就是在傳奇小說的基礎上發展創作出來的。
　　俗講與變文　　唐代佛教宣講經文，分僧講和俗講两種。僧講專對僧徒，俗講則以普通人為對象。僧人在給普通人進行宣講時，以論為根據，但不作高深原理的探討，只就日常行事來演飾經義，話語通俗，有一定格式、秩序，但結構較自由，講時夾叙夾唱，有的還有主講者唱佛，配角相和的形式。這種說唱形式就叫俗講。文淑〈溆〉法師就是一個很出名的俗講大師。俗講的話本，稱為變文。從敦煌發現的變文中，內容可分為两類，一是通俗易懂的佛教故事，如《維摩詰經變》，《降摩變文》等；二是歷史故事，如《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等。這類變雖然文字、形式、結構都不很完美，但內容生動具體，是後世說唱文學的先聲。
　　繪畫、雕塑與書法　　隋代的繪畫已相當發達，著名畫家有展子虔，鄭法士等二十餘人，已開始把外國僧侣帶進的外國凹凸、色彩技法與中國傳統壁畫技法結合起來。他們大多仍以創作宗教畫為主，往往刻畫精巧，氣勢雄偉。山水畫也逐漸發展為獨立的畫種，展子虔的《游春圖》是今存最古老的一幅山水畫，畫中水面浩渺，景物透視合理，人物小如豆點，動態竟還一一可指，被後人譽為“咫尺之中，備千里之趣”。
　　唐代繪畫更有發展，有姓名可考的畫家就有四百人之多。其中特別著名的，如：人物故事畫家閻立本，他的《歷史帝王圖》畫的十三個帝王，人人個性鮮明，栩栩如生；描繪唐太宗接見松贊干布的求婚使者情形的《步輦圖》，顯得氣氛親切和諧，人物儀態萬千。佛道畫家吴道子，一生作了三百多間壁畫，吸收了西域凹凸畫法畫人物，主體感很强，動態逼真。他還改了傳統的工筆畫法，創造了疏筆畫法，一天就畫出了嘉陵江三百里風光。他畫的人物衣帶飄飄苦飛，被稱為“吴帶當風”，後人譽其為“畫聖”。此外，李思訓父子的工筆山水畫，王維意境奇妙、詩情盎然的山水畫，周昉的仕女圖，韩干畫馬，戴嵩畫牛，邊鵉畫花鳥都很有影响。
　　唐代的石雕泥塑也很發達。洛陽龍門、永靖炳靈寺等石窟中都有許多唐代石雕造像，不少刻畫細膩，造型高大雄偉。四川樂山的石雕大佛坐像高七十一米，雄偉端莊，是我國最大的石佛像。唐代宗墓前著名高浮雕石刻昭陵六駿，把唐太宗最心愛的六疋駿馬刻得姿態富健，神形兼備。特別是聞名於世界的甘肅敦皇千佛洞，現存的四百九十二窟洞中，唐窟〈莫高窟〉達二百十三個，其中的主體泥塑佛像形態各異，栩栩如生，常與壁畫相映生輝。從千佛洞不同時期的壁畫和雕塑可以看出，北魏的作品雄健豪放，系以東方裝飾之趣味，混以西方寫實之技巧；唐代的作品則是富麗細膩，顯現出東方式的格體，結構被雜緊湊，已把外來技法融滙進了中國傳統的造型技法之中，形成了成熟的新技法。唐朝墓葬中出土的三彩陶俑，不管是馬俑、駝俑，還是武俑、樂舞俑，都塑造得神靈形俏，精致艷麗。
　　唐朝的書法藝術也是名家輩出，書體繁茂，至今猶廣被人們臨摹、學習。初唐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人深得南朝二皇〈●之、獻之〉的真締，楷書寫得瀟灑飄逸，端嚴遒勁，各成一體。唐中期的大書法家有顏真卿、懷素、張旭等。顏真卿把篆、隶、行、楷四種筆法結合起來，創造了方正渾厚、沉着雄渾的新書體，被後人稱為顏體。懷素的草書剛勁有力，奔放流暢，充满古典主義色彩。唐後期則有柳公權這樣的一代名家，他的書法融滙諸家筆法，端莊謹嚴而開闊疏朗，體勢勁媚，自成一體，世稱柳體。
　　音樂與舞蹈　　十六國北朝時，大量少數民族和名域的音樂舞蹈輸入北方。隋朝的大統一，使這些樂舞與中國傳統樂舞互相融滙，大大豐富了我國古典樂舞的表現手段。
　　隋初音樂並用胡聲。平陳以後，文帝朝廷設有太常寺清商署管理，置七部樂。煬帝時改為九部，即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息、高麗和禮畢〈文康〉九部樂。其中唯清樂是漢族舊曲，禮部樂或許來自晉，其它都是少數民族或外域音樂。隋朝最出名的音樂家是萬寶常，著有《樂譜》六十四巻，隋朝的蔽樂百戲亦多從西域傳入，如倒舞伎、舞輪伎、高繩伎、緣竿伎等，用得樂器也大多是北方少數民族或外或傳入的，如曲項琵琶、竪頭箜篌、答腊鼓、羯鼓等。
　　到了唐代，樂無發展更為顯著。太宗時定為十部樂，即燕清、清商、西涼、扶南、高麗、龜茲、安息、疏勒、康國、高昌等十部樂。樂部規模很大，中外樂器和樂曲競相爭輝，傳至今天的大、小忽雷和七弦琴都是唐代音樂家參考中外樂器的樣式創造出來的。到了玄宗時，樂舞戲曲都發展到了極盛，玄宗親自創立了和領導了我國古代第一所綜合性音樂、舞蹈、戲曲學院──梨園。梨園置有編輯與教師，梨園弟子分坐部〈優秀演員〉、立部〈一般演員〉、小部〈兒童演出隊〉以及男部、女部。舞分軟舞與健舞二種，軟舞如《團亂旋》、《緣腰》、《春鶯囀》等，健舞如《剑器》、《胡騰》、《達摩叉》等。當時的舞蹈不僅種類繁多，花樣翻新，而且場面宏大，儀容壯觀，如《秦王破陣》，伴奏樂工就達一百二十八人，披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變化多端，情緒緊張。唐代著名的音樂家巿李龜年、彭年、鶴年三兄弟等，楊玉環也是個舞姿卓絶的舞蹈家。
三、宗教與哲學
　　隋朝時代，由於統治階級的更新過程正處在土族没落、官僚地主形成的過渡時期，統治集團必須對統治思想進行重新的選擇。由於他們長時間地舉棋不定、游移搖動，因而佛、道二教得以繼續前代的發展而盛極一時，儒學思想也開始力圖復興，儒、道、佛三家並行並日漸孕育着三者綜合之勢。
　　宗教的流行　　隋唐時最流行的宗教是佛教和道教，二教在發展中都極力排斥對方，爭取統治者更大的支持。
　　隋文帝極力倡導佛教，道教徒轉而支持李淵、李世民。唐太宗乘機宣稱老子李耳是自己的祖宗，崇道抑佛，宣佈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於是道教確立了它在唐朝的特殊地位。佛教徒遂編造《大雲經》支持武則天篡權，武則天就大力持佛教，宣佈“佛在道上”，大造佛像，鑄天樞，收焚《老子化胡經》禪宗於是大興，道教低落。睿宗、玄宗父子上台後又崇尚道教，睿宗把两個公主送出家入道，玄宗給老子屢加尊號，稱為“大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皇帝”等，又在長安，洛陽建“玄元皇帝庙”，讓人刻了自己和李林甫的石像侍於李耳石雕像的左右。又封了四大“真人”，與佛教的四人菩薩對抗，把《莊子》封為《南華真經》，與老子的《道德真經》並稱。安史之亂後的幾個皇帝又重新掀起崇佛高潮，武宗時再次崇道抑佛，請道士進宫作道場，自己受箓入道，並下詔癈佛。在黃巢起義前夕，唐懿宗掀起第三次崇佛高潮，大搞“迎佛骨”的荒誕閙劇。
　　雖然佛道相爭，三起三伏，但總的說來還是並行不悖的，它們都用生死輪回、因果報因、與世無爭等思想為統治者服務，並總是和統治集團的政治需要紐結在一起的。因此，雖然佛教徒在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起過作用，道教徒在發展中醫中藥、進行最早的物理、化學冶煉等方面也有過一定貢獻，但佛、道二教的社會歷史作用還是消極的，反動的。統治者利用宗教欺人的同時也自欺。佛教寺院占有大量田地人口，不納租稅，曾有“天下十稅寺占七八”和“家有三丁，必有一人落髪”〈１〉之說，這必然要加劇王朝的財政危機；而憲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五個皇帝的死因都與服用道士的長生藥中毒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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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新唐書‧李德裕傳》。
　　在唐代，道教在規模上發展較快，但宗教理論只是佛教、儒家，陰陽家思想的大雜湊，佛教則在規模上和內容上都有很大發展。一方面，佛經的翻譯與編著天斷增加，如在唐前期的一百八十餘年裡，四十六位譯者共譯了佛經四百三十五部，二仟四百七十六巻；另一方面，宗教思想也逐漸摆脫玄學臼穴，又吸收、兼容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不少適於在中國傳播的新的佛學宗派。如玄奘創唯識宗〈法相宗〉，法藏創華嚴宗、神秀、慧能將弘忍所創的禪宗分為北禪宗和南禪，道綽、善導創淨土宗，善無思、金剛智、不空創密宗，等等。特別是慧能的禪宗，是中國特有的佛教宗派，它抛棄了印度佛學的思辯，教義簡易通俗，認為人人皆有佛性，佛在心中，只要淨心、自悟，“明心見性”，就能頓悟成佛。因此，到了唐後期禪宗幾乎壟斷了佛壇，取代了佛教的所有宗派，對宋代程朱理學的產生影响很大。
　　除佛道二教外，經波斯傳來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伊斯蘭教等，在隋唐時期也都有所傳播和發展，並得到了統治者的承認，現藏陝西省博物館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就記載了景教在唐代傳播的情況，還刻下了七十二個景教教徒的名字。
　　反神學鬥爭與儒學再興　　反神學鬥爭從唐朝建國起就很激烈，如太史令傳奕〈yi,音義〉曾七次上疏請罷佛教，要僧已還俗納稅。吕才用儒家經典和史實論證道教神學迷信之不實。中唐以後，這種鬥爭更為展。反神學鬥爭主要有两條戰綫：一是復興儒學“道統”的立場來攻擊佛教教義之“亂論”、“誤國”、“傷政”，主要是韩愈、李翱，但他們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又神學又是相通的；二是從唯物主義立埸來批判神學唯心主義的，主要是柳宗元和劉禹錫，但他們對佛學的具體教義又常取兼容吸收的態度。而二者最終都殊途同歸，從不同的角度上為儒學的再盛及儒、道、佛三學的綜合交滙準備了條件。
　　儒學能在反神學鬥爭中得以再興是有其社會原因的。隋朝統朝統治者雖然首創了科舉制，置太學及博士，但對儒學並不熱心，太學是徒有虛名。唐朝不一樣了，唐太宗認為：“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１〉此後，隨着科學制的發展，隋着經學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儒學再興找到了社會需要和政治上的推動力。顏師古受唐太宗之命，考訂撰成《五經定本》〈五經指《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和《左傳》〉，作為官定的統一課本頒布全國，後又刻成了《開成石經》，存留至今。孔穎達也受唐太宗之命編成《五經正義》一百八十巻，結束了儒經解釋上的混亂現象。恢復了儒學在政治上的崇高地位。韩愈等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起而反對神學宗教的。
　　韩愈並不是一個深刻的理論家，對佛學思辯没有多少研究，對儒學理論也没有作深入的挖掘和發揮。為了與佛道虛構的傳授世系相對抗，他虛構了一個“道統”說，杜撰出一套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孟的“道統”傳授譜系，並把自己打扮成承接於孔孟心傳的道統繼承人。他一方面反複的攻擊佛、道教擾亂君臣父子的封建倫理關係、影响國家財政收入等罪過，但又强調與佛教相似的“治心為重”的主張，更宣掦天命倫：“賢與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祸與福存於天，名聲善惡存乎人”〈２〉。他不但高舉孔子的“華夷之辨”為旗帜，指責“佛本為夷狄之人”〈３〉，聲言讓佛教凌駕於佛教之上，有被同化為九狄的危險；而且，他極力鼓吹孔孟的“仁義”說教和董仲舒的“性三品”說，認為勞動人民是天生的劣性，只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４〉否則就該誅殺。為了反佛倡儒他不斷地著文上書，在憲宗大搞“迎佛骨”閙劇時，竟上書主張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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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貶肖瑀手詔》，《全庸文》巻八。
〈２〉《與衛中行書》。
〈３〉《論佛骨表》。
〈４〉《原道》。
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１〉，因此幾乎被殺，後遭貶斥，也還終生不懈地堅持反佛立埸。
　　李翱〈約772─842〉認為，世界萬物是由“氣”自然形成的，物質世界有自己獨立的運動，它“自動自休，自峙自流”，“自鬥自竭，自崩自缺”〈２〉；對符瑞說；天人感應論作了猛烈的抨擊，認為“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３〉；他還進一步提出用“勢”〈客觀的歷史發展趋勢〉來解釋社會制度的因革。劉錫禹〈772─842〉發掦了儒學重視人事的觀點，認為“生乎治者，人道明；……生乎亂者，人道昧”〈４〉，分析了唯心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提出要從“勢”〈必然性〉和“數”〈客觀聯係性、度〉去理解歷史變化的原因，提出了“天與人相勝，還相用”〈５〉的著名的唯物主義觀點。可見，柳、劉二人的唯物立義立場在哲學上要比孔孟用確而豐富，與韩愈形成明顯的對立，政治主張也比韩愈要開明、激進一些，確實是地主階級中較進步的階層或集圖的社會意識。但是，其政治主張基本上也還是孔孟重人事、施人政的那一套。而且，柳、劉二人對儒佛兼綜的熱情更高於李翱。
〈１〉《論佛國表》。
〈２〉《非國語‧三川震》。
〈３〉《貞符》。
〈４〉《天論》。
〈５〉劉禹鍚《天論》。
柳自稱“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１〉，主張“統合儒釋，宣涤疑滯”。劉禹鍚則認為，儒佛二道，“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輪轅異象，致遠也同功。”試圖把《中庸》和佛經“會而歸之”。
四、史學
　　官修正史　　隋代之前，私人修史學的風氣很盛。隋文帝在開皇十三年〈593〉下令“人間有撰集國史、●否人物者，皆令禁絕”〈３〉，並於秘書省中設專掌國史集注起居的史官。唐太宗設史館修官國史，並令宰相監修。從此，作為正史的紀傳體史書的編修工作，完全操縰於政府手中，官修正史，成為一種制度一直沿襲下來。
　　唐代編成的正史特別多，二十四史中，唐朝編修的有八部，即《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生》、《隋書》六部，以及由李延壽私人編修而獲得政府批準為正史的《南史》和《北史》两部，鍳於梁、陳、北齊、周、隋五書没有《誌》，後來編修了《五代史誌》，這就是現在《隋書》中的《誌》。
　　《史通》和《通典》　　《史通》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史學理論專著。作者劉知幾〈661─721〉在史官三十餘年，《史通》二十巻寫成於710年〈另說711年〉。在《史通》一書中，劉知幾强調了人事在歷史上的作用，提出史書應廢除關於符瑞、圖讖、神怪故事的記載的主張，並認為歷史是發展變化的，史書應反映這種變化：“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
〈１〉柳宗元《送巽上人序》
〈２〉劉禹錫《袁州萍鄉縣楊歧山故廣禪師碑》。
〈３〉《隋書‧高祖紀》下。
他認為，一個優秀的史學家必須兼備才、學、識“三長”，而以“識”更重要。他主張“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不掩惡，不虛美”，不為威勢所屈服，並抨擊《尚書》、《春秋》等儒家典籍“為尊者諱”的做法。
　　《通典》是我國第一部記述典章制度的專史著作。作者杜佑〈735─812〉曾任多年財政官員，官至宰相，於801年編成《通史》二百巻，一百九十萬字。書內分食貨、選舉、职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九門，記載了從上古直到唐代宗年間各種典章制度的沿革，對於天寶以前的唐代材料記載猶為詳細，具有極重要的史料價值。《通典》為後來的典章制度分類專史開創了先例。
　　除《史通》與《通典》外，唐代還出現並確定了別種的史書新體制，主要有：官制專書《唐元典》，專記當代政治機構組組形式和上下隶屬關係、各機構职守等，後有《明會典》、《清會典》繼承之；斷代典制史專書《唐會要》，專記當代文物典章制度的因革損益，兼及評論政治興廢得失，後有《五代會要》、《两漢會要》、《明會要》等陸續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