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戚冷暖


親戚冷暖


四十年前,父親丟下錢莊,赤條條從香港回家鄉搞革命,今天我又要丟下鐵飯碗,赤條條從家鄉回香港重謀生計,好一個歷史的輪迴。對此,我這個歷史學講師能說甚麼?

    返香港前,就有人提醒我:「香港人親戚觀念很淡薄,人之間也很冷漠,一切都得靠自己了。」其實未必,也許是我幸運一點吧。
當我從九龍塘下了火車,就依堂伯父電話教的方法,坐的士直奔九龍半島中部的黃大仙區某公屋村。那是八十年代末香港政府專為收入低下市民興建的大型聚居區,有數十座三十多層高的Y型廉價出租大廈,都用樹木名稱命名,還配建了一系列文體設施、休閑設施、各類車站、立體街市、診所及商場等建築物,所有建築物外都髹上或鑲著鮮艷而調和的色彩。
據當年政府出版的《香港年鑑》載,當時全港已大約有250萬人住在這種由政府興建和管理、租金只有市值幾分之一的「公屋」裡。
我站在樓群中仰視、尋覓,如身置「石屎森林」中,感到渺小而惶惑。當時看著一道道林蔭曲徑,一個個園圃、一處處花園和兒童娛樂場,還以為是富豪聚居區呢。
我在樓上一排排下方都安有「土地財神」牌位的門口中找到了堂伯父的家。
按響門鈴後,聽到房內傳出老婆婆喜悅的喊聲:「阿祥,一定是路璞來到了,快開門啦!」
門「呀」的一聲打開,只見兩個高齡老人面露大喜過望的神色,連聲說:「快進來,快進來。」
我恭敬地叫過從未謀面卻如久別重逢的伯父、伯娘後,走進了自己的第一個香港居所。它有一個可算寬敞的客廳,兩間小小的板間房,正對門的客廳牆壁處有一個紅色高櫃,上擺著關帝立像和羅氏祖宗神主牌,安有電光蠟燭,插有幾支輕煙繚繞的香火,洗手間和廚房是用磚牆間隔開的。
我被安排與伯父同住一室,內有一張子母床(下鋪大、上鋪小的架床),伯父睡下床,我睡上床,行李就放在上鋪兩頭的木架上,牆上還橫支著一條長木板,可作書架。幸好我個子較矮,坐在床上,頭頂距離房頂還餘半尺。
住在新界鄉村的堂兄炳哥聽說我已到香港,第二天一早就趕來相見。他退休多年了,與我也是從未謀面,可也一見如故,帶我到酒樓吃午飯,在屋村裡四處漫步,給我介紹生活設施,講解本地生活知識,既如兄長,又似朋友。
坐在涼亭上閑聊時,他說:「你來了就好,見你還這樣醒目(靈活敏捷),相信一定能適應香港的。想當年,你爸在香港島開錢莊,生意不錯。後來接到上級命令,要他回鄉組織敵後武工隊迎接解放軍南下,我爸曾勸他不要走,留在香港發展自己的事業,但你爸不聽,連公司和你媽倆都未安頓好就急匆匆走了。」語中飽含惋惜之意。
我聽了,不禁默然。
我曾從父親處知道堂兄父親當時是國民黨軍隊的少將,大概已知兵敗在即,在香港安置家眷以備不測,但不知道他勸過父親不要回鄉組織武工隊。當時國共戰事慘烈,你死我活,在香港還有這樣「敵我不分」的兩堂兄弟?
四十年前,父親丟下錢莊,赤條條從香港回家鄉搞革命,今天我又要丟下鐵飯碗,赤條條從家鄉回香港重謀生計,好一個歷史的輪迴。對這,我這個歷史學講師能說甚麼?
堂兄走前要送我500元,可我怎能收退休老人的錢呢,連忙推辭。他說:「兄弟間可不要見外。大忙我是幫不了啦,這只是一點心意。」硬是把錢塞到我手上。於是,我的謀生基金又回復到6,000元。
祥伯父有三子三女,都已在港成家立室,但因為小時家境窘迫,都讀不到小學畢業。聽說我來了,他們先後帶著子女來看我,一起吃飯,閑聊。有的讚我有學問,說我一定能闖出名堂。有的卻毫不掩飾擔心,說:「你要搵份合適的工,難啦!」
伯父、伯娘都很喜歡我,天天帶我上茶館飲早茶。他們去的是建在屋村中的「普羅茶館」,大棚屋結構,裝修簡陋,裡面亂哄哄的,但茶點味道不錯,來的茶客都是住在公屋裡的窮苦老人,都是用政府發給老人的幾百元「生果金」(不論貧富,65歲以上人人有份)來飲茶。他們常常大聲打招呼,咋呼呼地爭論一些大如世界巨變、小如芝麻綠豆的問題,確是老人防止孤獨感的好去處。
如果在內地,我很可能會因為有礙面子不好看,或者擔心食物不乾淨而不敢走進這類大排檔式的茶館,到得香港,自己也成了「蟻民」中人,對這些地方就有了幾分親切感。自知阮囊羞澀,見到那些金碧輝煌的大酒樓、西餐廳,反而心生怯意,不敢走近。人就是這樣能屈能伸,一點也不覺得勉強。
伯母是新界人,家中富有,抗日戰爭前唸過高中,還教過小學,因為逃日本兵走到廣州,認識了從農村到穗謀生的伯父,一見鍾情,自己作主結了婚。日本投降後回港,父母親極力反對這門親事,逼她離婚,她堅拒而與父母兄弟鬧翻,從此再沒回過家,再也得不到父母資助,窮得沒法時,甚至要將女兒過繼給別人撫養。就這樣長期住在木屋窮人區,和一直當工人的伯父捱窮捱苦,一晃眼就過了幾十年。現在兩個老人天天形影不離,但生活上還得照顧已八十多歲的伯父。樂也苦也?他們自己毫不在乎,也就安康舒泰,這種精神和內地普羅大眾全然一樣。但是,如果知道他們過著這樣的日子,還在家鄉捐資辦學,不時乘長途巴士回鄉參加農村學校的校慶,就不得不肅然起敬,暗暗說聲:「偉大啊,香港人!」
每到星期二、星期四,伯父都一定要到馬會買六合彩(從1至45的45個數字中揀買6個數字的合法博彩活動),但只花幾元買一、兩條。他每次都要和我合買,有時還要我提供心目中的「幸運數字」。最初我並不介意,後來才明白其中奧妙,原來伯父把我這個胖乎乎的書生視為幸運人士,認為或許會帶給他好運。我多麼希望能滿足老人的心願,幫助他買中少則幾百萬元多則幾千萬元的頭獎啊。可惜,直到伯父去世,我都未能帶攜他中過一次六合彩,即使只有100元的六等獎。
無意中,我聽伯父說,大陸解放時他還留在家鄉種田(家有幾畝薄田,土改時很可能會劃為富農),伯娘帶長子回港後他還捨不得走。我爸那時在家鄉新政權裡當領導,主動給他開了路條,叫他速回香港與妻兒團聚,結果趕上中港邊界全面封鎖之前回來,否則遭遇不堪設想。也許是我爸助益過他,就把我也看成會助益他的人了吧?
我的印象中,爸爸是一個原則性極強的老革命,簡直老實得有點迂,就是在黨風很壞的年代裡,也連很小的後門都不肯走,更不肯開,還因此得罪過親戚。想不到在人命關天時助人卻如此大膽,如果放走堂伯的事萬一泄露出去,必然是多年槍林彈雨的功勞也減輕不了這個揹負終生的黑鍋!
做人的學問,太複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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