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吧學術會議

再見吧學術會議

    在唐史學會年會發言後，北京民族學院一位老教授熱情地說：「路老師，你的發言給了我很大啟發。」在兩岸學者研討會上發言時，我的研究班老師吳教授在場，事後說：「小路，我建議你別搞歷史了。」兩位著名學者對我的學問判詞，竟截然相反。

1992年中，太太從內地轉來中國唐史學會的通知，要我準備論文參加將於廈門大學召開的年會和「海峽兩岸隋唐五代史學者學術研討會」。
我是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員和中國唐史學會會員，1989年9月曾參加在桂林召開的魏晉史學會年會，感覺十分壓抑，也很沉悶。報到時，秘書處一個人對我說：「看你的申請表寫得很誠懇，才讓你參加的。」言下之意頗為高傲。其實全廣東只有我和中山大學副校長二人參加，應視為理所當然才對，所以覺得傷了自尊，已暗生不滿。
後來，在青年學者座談會上，幾個博士生互相推介為「名師高足」，霸佔了太多發言機會，很多人不滿，我便趁機作了一番隱含嘲諷的講演。我以故作平淡的語氣，自言聽過不少名師的課但實在算不上誰之高足，卻也嘗過論文刊登在國家級學術雜誌上的滋味，只是因為廣東學者謀生艱難，為了全系幾十號窮書生的薪外獎金計，不得不費許多心思去爭取多點開辦校外課程，以至無法與在座各位名師高足一樣奢談學術成就。此番不合中年人年齡特點的「少年意氣之談」贏得不少非博士同仁的喝釆，很能討回一點「自尊」。
如果按此印象類推，我是不會參加唐史年會的。但自知今後很難再搞學術，不想錯過「可能是最後一次」的機會，同時亦希望借機接觸一下香港歷史學者，故決意自費參加。
我的學術書籍和筆記全都留在內地，不可能寫嚴謹的「純粹史學」的論文，遂用了兩個星期休息時間，根據手上兩篇未發表過的論文稿改寫出一篇史論論文《從隋唐門閥士族的衰落看中西封建社會結構的異同（論綱）》，自以為能自圓其說，便自費影印了120份，帶去參加會議。
我的論文，表面看來結論十分「出位」（出格，出圈兒），居然一反主流看法，認為古代中國正是因為比西方中世紀早有了較發達的商業經濟因素，並影響了社會結構及統治思想，才能比西方中世紀延續長久。其實，所依道理十分簡單：比較中西封建社會，應該是將兩社會之前期作「相同發展階段的橫向比較」，而不應該像目前大多數學者那樣，拿西方中世紀的末期與中國封建社會的中期作「不同發展階段的橫向比較」（明清時代亦不過封建社會的中期而已，雖然與西方資本主義成長時期同時）。我認為如果像多數學者那樣進行比較，就如同拿同時生活著的成年人與小孩子比，違反了「可比性原理」，故由此得出「中國封建社會是因為比西方中世紀缺少商品經濟才導致延續長久」的主流意見，也就難免是一種謬誤了。我的論文藉此隱含著自己對現實社會經驗的反省（如對多元化社會結構之強勁生命力的肯定），自非當時敢於以文字挑明的。
大會籌備處批准我與會，還邀請發言，自然是體現了學術上的開放態度。
會議開了4天，估計交通、食宿和會務費，連同請事假被工會扣除的工資，共花了近4,000元，超過半個月薪金。但有些體驗頗值玩味。
除我之外，香港還來了六位學者，都是大學教師，全安排住廈門大學邵逸夫學術交流中心，每晚35美元。我住了一晚就嫌太貴，要求和國內學者一起住招待所，教過我研究生課程的吳教授也同情我，出面向廈門大學領導提出讓我住進他的房間，理由是「師生久不見面，正要好好談談」。但校方以外事紀律為由拒絕，另外安排我住留學生宿舍，但住了一晚嫌太冷清，又沒冷氣，收費也要120港元一晚，只好再忍痛住回學術中心。
看來不得不服氣，當工會秘書是沒錢再參與學術活動了。
會議分為兩部分，一是開唐史學會年會，全體參加，然後會員聚頭推選新理事會；一是小部分國內學者和香港、澳門及台灣學者一起開學術研討會。兩個會議都讓我上台發言。在唐史學會小組發言後，北京民族學院一位老教授走上來熱情地說：「路老師，你的發言給我很大啟發，謝謝你。」在兩岸學者研討會上發言時，吳教授在場，散會後誠懇地對我說：「小路，我建議你不要再搞歷史了。」兩位著名學者對我的學問判詞截然相反。我明白老師對我的歷史理論思維有保留，覺得與金觀濤一樣，只是自構一套玄之又玄的歷史解說，以哲學思辯取代史實研究。我很尊重老師，當然不會跟他辯說，只默然不語。至於香港學者，我相信更難找到知音，因為我那時用的史學辭彙還是內地一套，再加上講的是史論，西方史家多不肖為。後來，唐史學會學刊刊登了我那篇論文的內容提要，只是，當我看到仍稱自己為「同志」時，已覺得很不自然啦。
選舉學會理事時，也有個小插曲。主持人剛宣佈開始投票，有人見我也在場，臉露異色，我說：「我也是會員。」他仍感惘然，可能弄不清楚學者赴港後是否仍然可以保留會員身份。吳教授忙說：「小路是會員，有投票權的。」會後，我多交了幾倍會員年費。但，心知學術興趣今後也要深陷迷谷，很難覓得出路了。
但，這次與會的主要期望還是實現了，認識了香港大學的黃博士，使我後來有機會為香港史學做了少量工作。
更沒想到，幾年後，我關於《易經》如何應用於企業經營管理的研究成果，竟會引起香港兩位素未謀面的學者好評，再度為我透露了參與學術研究的依稀光亮。
會後，我還接觸過一次內地史學界人士，引起無限傷感。一位曾熱烈邀請我執筆寫了《史學研究方法論》(近七萬字)的某大學教授，突然來函給我，聲稱他新編的《史學概論》已完稿，並錄製成電腦磁碟，付800元即可寄上一套。我閱後有點生氣，明知其中最重要的《史學研究方法》一章是我寫的，竟還問我要錢！但念他也許是因為缺乏出版經費而想出來的下策，便寫了一封信，表示可以資助出版費用，但需明確編著者的名譽和權益。而且要求全稿要給我審閱一遍。為謹慎起見，我再寫了一封信給另一位與他合作過的教授，談及此事。這位教授很快覆信，對大陸史學界的風氣甚表失望，說有人為名、為錢甚麼卑鄙勾當都可以幹，勸我勿與之合作，連與史學界來往都未必有益。不久收到主編覆函，只講資助經費的支付方法，避而不談編著者權益，也不談出版計劃與預算，更不提給我看稿，令我更不放心，終於放棄。不過，至今未能查實其有關出版物是否標明了我的著作權。
唉，學術研究，再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