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工禮讚

義工禮讚



義工，是自願為社會或他人提供義務服務的人。這種在理論上是「社會主義產物」的事物，卻遍佈香港各個角落。如果沒有大量義工，工會以及無數的非牟利社團、公益福利機構、慈善機構、宗教團體甚至政黨，都會陷入困境，寸步難行。



工會決定星期天在太古城辦一個工業安全展覽教育活動，副理事長甄生打電話給阿強，約他依時到場幫忙。

打完電話，甄生對我說：「阿強在東莞地盤做工，忙得很，看來未必能趕回來參加。」

星期天上午10點鐘，我和甄生及幾個理事、會員一起到了太古城商業中心，著手佈置展板、展櫃，擺設益智遊戲攤位，安裝音響照明。未幾，阿強滿頭大汗地趕到，還帶著工具袋，見到甄生就說：「昨晚幸好趕上最後一班夜船，現在才能到，要不真的來不了啦。」說完就幹起來。

下午，商場人流漸多，展覽活動開始，甄生和工會技術部長阿東親自給觀眾講解，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請來剪綵的政府職業安全健康局總督察也呆了一會才離開。幾個遊戲攤位前，人們擠得水泄不通，工作人員不足，我東走西走，那兒多觀眾就往那兒幫忙。在一個「識別不合格插座」的攤位遊戲處，看見一個面貌姣好的少婦和一個活潑的小學生熟練地工作著，正感疑惑間，一個工友介紹說：「她倆是阿強的太太和兒子，阿強見這裡太忙，自己又回不了家，就叫她們來見面，正好幫上忙。」

晚上八點，展覽活動結束，工友們一起吃飯，我很感動地對阿強一家子說：「你們可稱作愛會之家啦。」大家都笑起來，有人以司空見慣的口吻說：「多年來我們不都是這樣的嗎？」飯未吃完，阿強站起來說：「大家慢慢食，我先走了。」「回家急甚麼？」「不，我要連夜趕回東莞工地去，後天一定要交貨的。」「強嫂有意見吧？」「我那敢對他有意見！」阿強太太笑吟吟地接了工友最後一句話，拉著兒子的手，一起送丈夫去坐船。事後知道，阿強假日趕回幫忙的200多元車資並沒拿給工會報銷。

這是無數真實的義工故事中的一個小故事。阿強和參加展覽教育活動的工友都是義工。沒有這些義工，工會以及無數的非牟利社團、公益機構、慈善機構、宗教團體甚至政黨，還有政府資助的各種福利機構的運作都會陷入困境，寸步難行。

義工，是自願為社會或他人義務地工作（多是服務性工作）的人。這種在理論上應該是「社會主義必然產物」的事物，卻遍佈資本主義的香港各個角落。

香港政府亦設有「義務工作發展局」，經常在社會上徵集登記義工，再根據自願申請人的特長及要求，分派到合適機構去作具體安排。

為工會工作的人都是義工，秘書是少領報酬的義工，理事會理事及各類顧問、部長、興趣活動小組的召集人等，是不領報酬的義工。理事們晚上收工後來開每月的例會或者到工會會所輪值，不但沒有津貼，交通費還得自己掏腰包。每逢會務繁忙，如郵寄致會員信函、籌備周年紀念活動、開展興趣或宣傳活動、裝修會所等，就要召集很多會員來做義工。積極參與會務的義工，就是工會的支柱及其社會能量大小的識誌。

為了盡量多吸納行內工人參加工會，工會必須建立自己的會所、一系列的福利措施和開展各種活動，為工人爭取權益，樹立良好聲譽，這些很多都得花錢。收會員年費、爭取資助及自行創收（如出租多餘房屋、舉辦蛇讌及開辦各種興趣班、技術培訓課程甚至自辦公司等）是工會經費的主要來源，但肯定不足以應付開支，因此大量工作必須由義工來做。就是工會的職員如秘書、專責理事及附屬公司的管理人員，薪酬都會比公司或政府同類職位的低很多，而這些人其實都是工人中的精英分子，如果以同樣時間「為自己做」，收入都較高。正是這種「奉獻」的意義，令他們有了更強烈的參與感和滿足感。

    香港工會運動比較落後，全港只有二三成工人參加工會（據政府資料，1996年底繳費工會會員總數為50多萬人），而且聯合程度低，大多工會規模較小，力量較弱，但亦有不少工人愛工會的感人事跡。電業工會副理事長甄生是本地原生居民，可以移民英國，父母和弟弟都走了，但他為了工會放棄了這種機會。他本已在大公司工作多年，當上了技術管工，工作輕鬆，收入高而且穩定，後來為了加強工會工作，竟接受理事會的要求，辭去工作，專職管理工會，工作忙了，收入少了。

    當工會理事，義務為行業工人服務，是要有奉獻精神的。有位文化較高的年輕理事，因為覺得工會工作花時間太多，以能力有限、家務繁重為由提出辭職，理事會有意挽留，請我代寫了一首四言詩，作為理事會正式文件送給他。詩是這樣寫的：「才力各別，貴在有志，眾志成城，勝過賢師。功不在顯，心誠實致，職卑責重，義不容辭。世事多艱，唯有堅持，逆水行舟，不進退矣﹗心事紛雜，更需友誼，閉門隱行，決非明智。家務繁重，人人無異，兼顧公益，情有所依。工會雖小，久經風雨，同舟共濟，懼何壓力？勸君留任，理事一致，攜手合力，只爭朝夕。」這也可視為我為工會工作的心得吧。

在會所裡和眾多義工一起工作，是我最身心舒暢的事。一天晚上，我和10多位工友一起準備寄給會員的信件，大家有說有笑，正講到機關槍、避彈衣之類警匪話題時，後樓梯門外突然傳來「剝剝剝」的敲門聲，幾個工友不約而同地說：「阿SIR（警察）！」工友「牛精祥」說：「是阿SIR就不開門，嚇一嚇他們。」一個理事走過去隔著小窗向外看了看，連忙開門，一個持槍藍帽子警員（武裝警察，特別行動隊）忽地閃進來，站在一邊，急促地說：「檢查，請別動！」接著向門外招了招手，六、七個藍帽子警員陸續進來，持著槍站在兩旁。甄生站起來，平靜地說：「我是負責人，請問有何事需要協助？」原來是要檢查每個人的身份證。警員走後，大家七嘴八舌地嘲笑牛精祥「口氣大膽子小」，這個說他：「膽子夠大就別拿身份證出來嘛！」那個笑他：「拿身份證比誰都快！」第三個就說：「拿證時手都發抖呢！」第二天才知道，當晚警署收到線報有持槍逃匪在附近活動，遂派大批警察作地氈式搜查，但一無所獲。

我看到報刊資料稱，據1997年一次國際性義工專項調查結果顯示，香港有約12%的人參與義工，也就是70萬人左右（估計實際應高於此數），一則招募義工的廣告資料稱1999年的數字是90萬人，但比起歐美國家仍相差很遠，如美國、法國的義工比例都達到50%，印度也有32%，巴西有26%。而內地呢？我一直的感覺是「雷鋒始終未回來」。不過，近年我見到有的大學裡樹立著「青年志願者」的牌子，可算是義工吧？

提倡做義工，應是建設精神文明的一個好途徑，香港人和內地同胞都該加把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