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師的遭遇

工程師的遭遇

我想,像范工這樣能知足,怎麼會不快活輕鬆?這就叫「能屈能伸」,大陸老一輩知識分子所特有,由各種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錘鍊出來的。就心理上的「耐打擊性」和寬容性而言,我相信比很多香港專業人士都強。

「工友,請問我可以幫你點甚麼?」副理事長甄生以他習慣的親切口吻,主動向走進工會門口的人打招呼。
我抬起頭,見來者是個清瘦的男人,五十多歲,個子略高,笑容可恭,舉止樸實,但身上那種知識分子特有的氣質,仍然讓人一下子就感覺得到。
「哈,我去政府辦理技工註冊時,才知道本行有個這麼大的工會,所以上來看看。」
「歡迎你。先生現在才知道我們的工會?」甄生友好地問。
「請別見笑。我雖然在七三年大陸剛准許歸國華僑出來時就來到香港,但一直在中學當電工,一當二十年,真的是兩眼不看窗外事啊。」
「那末你還沒入工會囉?請看看我們的資料,如果滿意,歡迎你加入。」
「我就是來入工會的,要求甚麼條件?」
「是同行業的工人就行。」甄生應著。我連忙把入會申請表遞上去。
他很快填好了表格,交了120元年費,然後說:「看壁報上的資料,工會經常辦很多活動,如果要人幫忙,只管打電話通知我,我一定來。」他似乎是為了讓我們相信,便說起了他的經歷。
這位名叫范茂的電工師傳是從印度尼西亞回內地讀大學的歸僑,畢業後在大電廠當工程師,文革時被下放海南當中學物理老師。初到香港還想去中學當個老師算了,但校長說:「老師你是沒資格當的了,現正缺一個電工,你當不當?」結果就當了電工,一直沒改過行,也沒跳過槽。雖然在學校只當個普通電工,月薪不足萬元,但因為無不良嗜好,那時樓價也低,現在已經供完了買樓的錢,幾個孩子也大學畢業了,大多都在外國工作,自己已無憂無慮。整天躲在家裡反而悶得慌,看工會這麼大,也正派,心想常來和大家一起做做義工,定會更快活些。
「你到政府辦電工註冊有困難嗎?」我問。因為政府規定,沒本地大學學歷的人要註冊有獨立經營資格的B級技工必須經過統一考試,他恐怕不容易考。
「容易。我把內地大學畢業證書夾著送上去,辦事的阿SIR說要進去問一問頭頭,進去後很快就出來說,辦A級可以馬上發證,B級不行。我說A級就可以了,又不當老闆,過幾年都退休了,管他A級、B級的。」
我想:香港人有句老話:「香港機會多,只要勤懇,總不至於餓死。」像范工這樣能知足,怎麼會不快活輕鬆?這就叫「能屈能伸」,大陸老一輩知識分子所特有,由各種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錘鍊出來的。就心理上的「耐打擊性」和寬容性而言,我相信比很多香港專業人士都強。君不見,金融風暴一衝,香港多少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就亂了方寸,罵天罵地。
從此,每逢工會事忙,我就通知他。他也真的有請必到,而且每次都做到最後,還有說有笑,很享受似的。

「好,你來吧,我一定等著你。」我放下話筒,心裡依然想著剛才在電話裡聽到的憤憤不平的聲音,有點沉重感。
來電話的人,是個剛從福州市來港的高級電氣工程師,他說連找個普通電工做都沒希望,心裡躁得很,聽政府勞工處的職員說有個同行工會,於是想來看看。當他聽到我居然可以用「純正」的國語跟他交談時,大感驚喜,要求我一定要等他來當面談談。也許是物傷其類,我雖然知道自己也幫不了他,但總可以提供一些有關資訊,所以也很希望他能來一趟。
這個叫余鐵的高級工程師來了。他不胖不瘦,肌肉結實,膚色很深,話說得很快,一看便知是個很實幹又很自信的人。他告訴我,他來前是福州市國營大電廠的廠長和高級工程師,主持過全國大型高壓電纜線路的架設工程,獲得國務院的嘉獎令。他因母親在港年老多病,申請移民來港以便照顧媽媽。
「來港前也知大陸讀書人在香港謀生難,但心想當個電工總不難吧?所以到港的第二天,就帶著一大疊專業證書上街找電器工程公司。誰知,一連碰了好多釘子。」余鐵講著講著,氣又上來了,聲音在升高:「有的老闆一聽說是大陸來的,根本就不看學歷證件,只把手一揮:走走走,我們不要大陸人!我說我已是香港人了。他們都哈哈大笑:香港人是穿這種衣服、說這種話的嗎?你說氣不氣人!有的老闆好像態度好一點,說:哦,你想當電工?那,這個叫甚麼?他順手指了指牆上的一個電插座。我心想這還不簡單,於是毫不遲疑地答說:這是電插座呀,用作接駁電源的。你想他怎麼說?他一臉不屑地說:這是甚麼鳥座?連『插蘇』(sockets)都不懂也想當電工!你還是走吧。」
「那現在做甚麼工作了?」我關切地問。
「後來我想,當不了電工就做別的吧,於是問別人在香港甚麼工人工資最高,他們說地盤(建築工地)工囉,於是我去地盤當了下料工。」
「下料工?給攪拌機入水泥料的工人?」我看了看他並不健壯的身體和已經略禿的頭頂,還有戴著眼鏡的臉。
「是呀,才幹了幾天,還挺得住。我下了狠心,要拚命幹掙一筆錢,然後不要工資給電器公司做一段時間,不要工資總有人肯用吧?待積累了本地電工經驗,再註冊個A級B級,就可以自己幹了。」他想的辦法雖然並不高明,自信心卻依然很高。
說著,他問工會是否有政府的技術規程及統一考試的參考資料,他想買幾本邊幹活邊自修。我說:「有,而且很充足,只是你恐怕一時還不會買,一二百元一本書啊。」余鐵拿了幾本資料翻了翻內容,又看了看書後的定價,最後還是沒能下決心買,解嘲地說:「還是等領到第一筆工資再買吧,鬼知道會怎麼樣。」唉,還有甚麼比讀書人買不起賴以謀生的書更悽慘的事呢?
直到我離開工會,都沒能見到他再上來買書。我知道,余工遇到的情況並無特別,是每個內地來的知識分子都必然遇到的「平常事」,唯有用「平常心」看待它,才能適應它。也唯有自覺實行「先屈後伸」策略,才能逐步改善自己的生存條件。我亦知道有些內地來港的大學畢業生,經過多年拚搏,當上了老闆,發了大財。但願余鐵先生已經走上坦途。
後來日子長了,見到內地來港的工程師也多了,但他們的遭遇似乎都差不多。有個女的高級藥劑師,才三十多歲,可算是年富力強,剛來港時為了生活,不得不到麵包房當烤麵包師傅的助手,後來終於進了一家製藥廠,這藥廠比她在內地工作過的藥廠當然小得不能相比,因而她對所有技術問題都要負責,出差也多,無法照顧女兒,只好留在內地給母親看管,但工資一直跟普通文員差不多。丈夫是內地的橋樑建築專家,一直不願來港,後來她親自奔波,在中資公司為他找到一份臨時的地盤監工工作,他才來了。但幹了大半年,工程完成,他又得離職重新找工,這男人心慌意亂了,怎麼說也不肯再在香港呆下去。妻子說:「你如果回去,咱們倆就只好散了。」但他還是無情地走了,回到幾千里外的北方,留下勇敢的妻子獨自面對艱辛的香港歲月。
還有一個內地的電訊專家,隨妻子來港後,只在一家賣電話的公司做了年餘,便失了業,但遇上香港回歸,股市興旺,便聽從妻子意見,安心在家炒股,利用妻子的經驗加上自己的精算頭腦,一時收入比打工時更好,也就自得其樂。但好景不長,金融風暴一衝,股市急跌,炒不成股了,只好去一家中資公司當了保安員,天天守門口巡倉庫,雖不至於失業,但經常受失落感的折磨,連妻子也感嘆說:「早知他如此難以融入香港社會,不讓他來港就好了。」
香港政府一直說要吸納內地專才來港工作,可是對已經來港的數以萬計的內地專才卻視而不見,棄而不用。如果在入境處設立專門登記﹑培訓內地單程來港的專才並協助聯絡安置的職能,又何須勞工處或其他疊床架屋的部門再大費周章呢﹗
說了那麼多別人的遭遇,我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
這時,兒子已從內地來到香港上學讀書,開支突然增大,我也面臨著必須設法進一步改善生存條件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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