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之道

打工之道

本章主要內容：找工、見工、食堂、同事、操守、爭取機會、兼職、升職、炒魷、跳槽

找工篇

尋職徬徨路

1991年底，我隻身返回出生地香港時，對香港謀生艱難已有思想準備。

我有十年大學教育經驗，也發表過30多種學術著述，對從事教育和學術研究頗自信，當然希望能在香港謀一份教職。但我亦已知道，在這片英屬殖民地上，內地大學的學歷和職業資歷一概得不到認可，因此我連當小學教師都沒資格，非改行不可。

當然，一定要從事專業也並非絕對不行，但要經過政府或行業公會、學會之類機構主辦的資格考核。由於兩地教育體制、內容、語言等諸多不同，而且出題刁鑽，打分苛嚴，合格率極低，所以絕大多數內地知識分子寧可改行做陌生的、低微的工作，也不領這份情，走這條崎嶇路。

一安頓下來，我就積極找工作。現在可以到政府勞工處就業輔導組或輔導新移民就業的專責機構登記、查詢和查閱。當時已有不少人才管理公司（也稱獵頭公司），專為大機構尋找人才，但像我們這些大陸新移民，即使學歷再高、經驗再多，著作再豐，也不易讓人看作人才，故此路不通。唯有靠朋友介紹，或者天天翻報紙讀招聘廣告，自己去瞎碰。

但越看報心就越慌。報上招工廣告確實多，但不是甚麼夜總會舞女、DJ（唱片騎師），就是女收銀員、女售貨員和各種苦力，就是找不到合適自己的工作。朋友說：「找工不難，去當個保安員吧，四、五千元一個月，甚麼也不用想。」但我於心不甘：讀了二十年書，當了二十年專業人士，正年富力強，一來香港就去替人「守門口」？

因為寄居的親戚家老人喜歡約「師奶」來家打麻將，逢假日就一直打到下半夜，甚至通宵。每逢這種時候，我就要出外到處遊蕩，一可熟悉環境，見識社會，二可到各商店、公司門口看看有無招工告示，碰碰運氣。當時聽人恐嚇說，如果警察見你走來走去而查實口袋中又沒錢的話，就可以拉你到「差館」告你「遊蕩罪」。所以，我連逛街也得裝成匆忙辦事的樣子，以免犯法。

當然，靠逛街碰運氣猶如大海撈針。

見朋友多了，也就知道大陸知識分子來港，謀生方式大概有三：一是入了港籍就跟著開設公司，當起老闆（港人開的公司稱為華資公司），呼風喚雨。他們再進內地投資就成了「外資」，享受種種優惠。這種人大多都有特別背景；二是到內地在港公司（稱為中資公司）取得業務主任等沒有工資或只有低微底薪的空銜，自己到內地開拓業務，有成績就與中資公司按約定比例分取利潤，或者與朋友合組「皮包公司」，然後回內地做生意。這些人一般已有一定的經商經驗，內地有不少關係可以利用；三是大部分新移民不得不走的路，那就是放棄專業、放下架子，能做甚麼就暫且做甚麼，先解決生存，再積累經驗，建立人緣，伺機轉換較好工種，或自辦公司。其中有的將永遠沉於低微收入上，我就見過十幾年一直當保安員的內地專業人才；也有不少人終可覓得收入及工作條件稍好的文職，當然也有少數人當老闆發大財的。但，能重新發揮原有專業特長的機會極微。

我沒有特別背景，也沒有經商經驗，只能走第三條路。我覺得自己前半生是從家門到校門、機關門，太欠缺市民世俗生活經驗，來香港粗補此課未嘗不是好事。加上自認為從未為香港作過貢獻，從低層做起理所當然，所以我找工作儘管找得心慌意亂，決心卻十分明確：先學會如何在香港環境下生存。

有位早來香港的朋友對我說：「你一定要脫胎換骨方能在香港立足。」經此找工一役，我已脫胎換骨。我常對人說：「以前知識分子在內地，生存問題由政府全包，自己只需要考慮事業、發展、成就；到了香港，生活追求就要倒退回起點，只能考慮生存、生存，最後還是生存。」這有點淒涼感，但也正因此，知識分子才可能對生活有了真知。

我在十幾天的尋尋覓覓中，漸漸悟出了香港求存的策略：降低起點，強化韌勁，小步快走，苦積小功以成大業，同時主動獵擊突破的機會。

兩星期後，我終於找到了香港第一份工作––––工會秘書，於是結束可能被告「遊蕩罪」的生活，走馬上任。(報稱，自1999年以來每年有100多宗「遊蕩罪」，當然不是只走來走去就會被告，而是令致他人感到安全受到威脅或心理受到嚴重滋擾才有可能被告此罪。)

工程師的劇變

一天，一位叫范茂的電工到工會來要求入會。我和他談起，才知他是從國內來港定居的歸僑。

他說，自己現在是某中學的電工，是從印度尼西亞回內地讀大學的歸僑，畢業後在大電廠當工程師，文革時被下放海南當中學物理老師。七三年初到香港還想去中學當個老師算了，但校長說：「老師你是沒資格當的了，現正缺一個電工，你當不當？」結果就當了電工，二十年一直沒改過行，也沒跳過槽。雖然在學校只當個普通電工，月薪不足萬元，但因為無不良嗜好，那時樓價也低，現在已經供完了買樓的錢，幾個孩子也大學畢業了，都在外國工作，自己已無憂無慮。

「你到政府辦電工註冊有困難嗎？」我問。因為政府規定，沒本地大學學歷的人要註冊有獨立經營資格的B級技工必須經過統一考試，他恐怕不容易考。

「容易。我把內地大學畢業證書夾著送上去，辦事的阿SIR說要進去問一問頭頭，進去後很快就出來說，辦A級可以馬上發證，B級不行。我說A級就可以了，又不當老闆，過幾年都退休了，管他A級、B級的。」

我想：香港人有句老話：「香港機會多，只要勤懇，總不至於餓死。」像范工這樣能知足，怎麼會不快活輕鬆？這就叫「能屈能伸」，大陸老一輩知識分子所特有，由各種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錘鍊出來的。就心理上的「耐打擊性」和寬容性而言，我相信比很多香港專業人士都強。君不見，金融風暴一衝，香港多少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就亂了方寸，罵天罵地。

從此，每逢工會事忙，我就通知他。他也真的有請必到，而且每次都做到最後，還有說有笑，很享受似的。

「好，你來吧，我一定等著你。」我放下話筒，心裡依然想著剛才在電話裡聽到的憤憤不平的聲音，有點沉重感。

來電話的人，是個剛從福州市來港的高級電氣工程師，他說連找個普通電工做都沒希望，心裡躁得很，聽政府勞工處的職員說有個同行工會，於是想來看看。當他聽到我居然可以用「純正」的國語跟他交談時，大感驚喜，要求我一定要等他來當面談談。

這個叫余鐵的高級工程師來了。他不胖不瘦，肌肉結實，膚色很深，話說得很快，一看便知是個很實幹又很自信的人。他告訴我，他來前是福州市國營大電廠的廠長和高級工程師，主持過全國大型高壓電纜線路的架設工程，獲得國務院的嘉獎令。他因母親在港年老多病，申請移民來港以便照顧媽媽。

「來港前也知大陸讀書人在香港謀生難，但心想當個電工總不難吧？所以到港的第二天，就帶著一大疊專業證書上街找電器工程公司。誰知，一連碰了好多釘子。」余鐵講著講著，氣又上來了，聲音在升高：「有的老闆一聽說是大陸來的，根本就不看學歷證件，只把手一揮：走走走，我們不要大陸人！我說我已是香港人了。他們都哈哈大笑：香港人是穿這種衣服、說這種話的嗎？你說氣不氣人！有的老闆好像態度好一點，說：哦，你想當電工？那，這個叫甚麼？他順手指了指牆上的一個電插座。我心想這還不簡單，於是毫不遲疑地答說：這是電插座呀，用作接駁電源的。你想他怎麼說？他一臉不屑地說：這是甚麼鳥座？連『插蘇』（sockets）都不懂也想當電工！你還是走吧。」

「那現在做甚麼工作了？」我關切地問。

「後來我想，當不了電工就做別的吧，於是問別人在香港甚麼工人工資最高，他們說地盤（建築工地）工囉，於是我去地盤當了下料工。」

「下料工？給攪拌機入水泥料的工人？」我看了看他並不健壯的身體和已經略禿的頭頂，還有戴著眼鏡的臉。

「是呀，才幹了幾天，還挺得住。我下了狠心，要拚命幹掙一筆錢，然後不要工資給電器公司做一段時間，不要工資總有人肯用吧？待積累了本地電工經驗，再註冊個A級B級，就可以自己幹了。」他想的辦法雖然並不高明，自信心卻依然很高。

說著，他問工會是否有政府的技術規程及統一考試的參考資料，他想買幾本邊幹活邊自修。我說：「有，而且很充足，只是你恐怕一時還不會買，一二百元一本書啊。」余鐵拿了幾本資料翻了翻內容，又看了看書後的定價，最後還是沒能下決心買，解嘲地說：「還是等領到第一筆工資再買吧，鬼知道會怎麼樣。」唉，還有甚麼比讀書人買不起賴以謀生的書更悽慘的事呢？

直到我離開工會，都沒能見到他再上來買書。我知道，余工遇到的情況並無特別，是每個內地來的知識分子都必然遇到的「平常事」，唯有用「平常心」看待它，才能適應它。也唯有自覺實行「先屈後伸」策略，才能逐步改善自己的生存條件。我亦知道有些內地來港的大學畢業生，經過多年拚搏，當上了老闆，發了大財。但願余鐵先生已經走上坦途。

後來日子長了，見到內地來港的工程師也多了，但他們的遭遇似乎都差不多。有個女的高級藥劑師，才三十多歲，可算是年富力強，剛來港時為了生活，不得不到麵包房當烤麵包師傅的助手，後來終於進了一家製藥廠，這藥廠比她在內地工作過的藥廠當然小得不能相比，因而她對所有技術問題都要負責，出差也多，無法照顧女兒，只好留在內地給母親看管，但工資一直跟普通文員差不多。丈夫是內地的橋樑建築專家，一直不願來港，後來她親自奔波，在中資公司為他找到一份臨時的地盤監工工作，他才來了。但幹了大半年，工程完成，他又得離職重新找工，這男人心慌意亂了，怎麼說也不肯再在香港呆下去。妻子說：「你如果回去，咱們倆就只好散了。」但他還是無情地走了，回到幾千里外的北方，留下勇敢的妻子獨自面對艱辛的香港歲月。

還有一個內地的電訊專家，隨妻子來港後，只在一家賣電話的公司做了年餘，便失了業，但遇上香港回歸，股市興旺，便聽從妻子意見，安心在家炒股，利用妻子的經驗加上自己的精算頭腦，一時收入比打工時更好，也就自得其樂。但好景不長，金融風暴一衝，股市急跌，炒不成股了，只好去一家中資公司當了保安員，天天守門口巡倉庫，雖不至於失業，但經常受失落感的折磨，連妻子也感嘆說：「早知他如此難以融入香港社會，不讓他來港就好了。」

香港政府一直說要吸納內地專才來港工作，可是對已經來港的數以萬計的內地專才卻視而不見，棄而不用。如果在入境處設立專門登記﹑培訓內地單程來港的專才並協助聯絡安置的職能，又何須勞工處或其他疊床架屋的部門再大費周章呢﹗

見工篇

特長助興也助運

回港不到一年，接兒子來港讀書，開支驟增，加上借了一些錢給內地親人，生活上捉襟見肘。

我意識到，不得不跳出工會，另找一份收入好些的工作了。要達此目的，唯一可能是進入文化行業，比如雜誌社或報館。

我一直堅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我才」不外文化而已。因此堅持每天閱讀報章雜誌，探究港式文字的特點和辦報理念，作了大量資料剪貼，修改以前寫的一百多首抒情詩，編輯排版，影印成書，等候機會。

機會在剛需要時就自然而然地來了。

1993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香港日報》(假名)副刊部急著找一名編輯，你想去嗎？」

「當然去啦，求之不得呢！」我斷然答道，心想：只要月薪有9,000元就行。

「那麼我替你約定見工的時間、地點啦。」

「好，多謝你。」我忽而想起一位曾經一起受過冤屈氣的前輩教師說的一句做人心得：多種花，少種刺。

我在內地境遇一向順利，因此自視甚高，疏於交際，快人快語，招來不少明槍暗箭。但有個優點，就是性格率直，樂於助人，因此順利時似無人過問，困難時即四方關愛。主動為我尋覓工作的朋友，就是與我朝夕相處了四年大學時光的老同學，彼此有過不少互相幫助的美好往事。

見工的日子到了。朋友約定由當編輯的女同學呂小姐帶著《香港日報》副刊部主管蕭先生到佐敦一家茶餐廳見面。我帶備了一份簡單的自我介紹（香港的求職函有一定格式，新移民務必仿其樣式，否則人事經理很可能連看都不看就丟到廢紙筐裡去），前往赴約，自然是提前很多時間到達苦候。

我雖然已是在香港第二次見工，但第一次見工全由朋友包辦，沒有取得經驗。所以，初見蕭生時，自覺有點侷促不安，不知講甚麼好，既被動又木訥，好在呂小姐也是華南師大的校友，對我十分關照，在旁主動找話題閑談，不時讚幾句上司，介紹一下我的情況。

大概主管為了試探我的文化底子，談到自己喜歡作畫（他在報上有連載漫畫專欄），而且和香港畫界常見的興趣不同，特別偏愛前蘇聯的油畫。他此言一出，我如獲救命稻草，便順著話題大談俄國古典油畫，從俄國早期的肖像畫家尼基丁、安德羅波夫、阿爾古諾夫，講到學院派歷史畫家洛森柯、布留夫，再到巡迴派大師別羅夫、克拉姆斯科依和列賓，對曾經印象深刻的列賓名作《查波羅什人寫信給蘇丹王》大加讚美，最後當然還不忘提及稍後的風景畫大師庫因芝和賽洛夫。也許是我一番紙上談兵講得太詳細，也許是我引用的內地譯名與香港的不同，竟令副刊主管一時接不上話來，但面露欣喜之色。

呂小姐見時機成熟，連忙答話說：「很合適的人選吧？」

主管點點頭。呂又問：「大概可以給多少月薪？」

主管遲疑了一下，說：「一萬多點吧。」

我連忙搭話：「多謝蕭生。你看甚麼時候可以上班？」

「明天如何？」

「一星期後吧，我要點時間移交工作。」

主管看了看呂小姐。

呂連忙說：「這幾天的工作我可以幫忙應付一下。」

主管點頭同意，一反剛才的隨和態度，冷冷地說：「我們是個大報，要求很嚴，未知你是否勝任，要有三個月試用期，好自為之啦。」

我點頭，輕輕說了聲「謝謝」，心知中港兩地文化迥異，不易適應，暗想：「要在香港呆下去，此關非過不可。」

出得門來，與主管告別後，呂小姐對我說：「別聽他嚇唬，沒甚麼難的，我不也這樣過來了，你一定行。」

後來她告訴我，主管說沒想到讀歷史的人懂油畫，反應也不算遲鈍，副刊編輯就是要這樣的「雜家」。不過，最令他喜歡的不是我懂甚麼，而是我見工時那一副老老實實的模樣，他一向認為大陸來的人難就難在有老老實實的態度。

說來，天下事真多巧合。我上山下鄉初期在農場當工人，因懂畫畫被留在場部搞「紅化」（在所有墻壁上畫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造成滿目紅色海洋），跟著一個下放幹部工作，凡巨幅的毛主席像，他畫臉﹑手，我畫衣帽；中小幅的毛主席像，由我畫臉﹑手，另一位女知青協助我畫衣帽。這幹部五十年代畢業於蘇俄專家執教的中央藝術學院油畫系。我因從小學俄語，亦特別喜歡蘇俄文學，所以趁機向他學習蘇俄油畫知識，令我的油畫技巧進步甚快，還被鄰近的裝甲兵團邀請去給他們畫毛主席像。但想不到，二十五年後在香港見工時還會有用。

一見如故靠才氣

我年輕時在大型國企的領導機關工作，深感管理無能，因此雖然讀歷史，卻老想搞清楚民族經濟落後的深層原因，於是曾努力研究古代經濟制度史和經濟思想史，為海軍幹部及公務員的大專班主講過經濟史課程，還試圖運用現代經濟理論揭示古代經濟理念的局限性，研究成果發表在《論漢武帝抑商政策與國家干預問題》﹑《張居正經濟改革思想與當代宏觀經濟學》等論文中。

為報章寫「名人故事」專欄時，又對經濟行為產生了興趣，閱讀了大量企業家和商人的傳記，發表了百餘則講述他們成功經驗的故事。這樣做可能有經商才能致富的潛意識。

一個絕對意想不到的電話，令隱潛的夢想迅速成為現實。

這天，我如常在報館看稿，細心地審閱﹑刪減﹑改正，突然王生說：「路生，你的電話，一線。」

我接過，聽見一個似乎十分遙遠的聲音：「路生，你好，你能聽得出我是誰嗎？」

我拚命地想，毫無印象：「對不起，我實在想不起來。」

對方明顯興奮地說：「我是林生呀。」

我登時傻了，對方是一同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我們稱為農友，但十多年沒來往了，因此覆話時連音調都變了：「你也在香港？你怎麼知道我來了香港，而且找得到我的辦公電話？」

「先別說這個，我說，你在報館兩年多了﹐不會再有甚麼好學的了，想不想找個公司幹一幹？」

「當然想，只是──」

「怕沒機會？那就好，現在某集團公司董事長是全國政協委員，要找一個文史哲知識和社會經驗都豐富的人當社會事務方面的助理，我看就你最合適，幹不？」

我一時想不起某集團是個甚麼樣的公司，但完全相信突然露臉的老農友決不會讓我俯首低就，就決然答道：「我幹。」

「好，我替你約老闆見面。」他說著就掛了線，沒有給我留下聯繫電話，也沒有說明他在甚麼機構工作。

不久後的一天下午，我按某集團秘書的預約，提早下了班，趕到香港島上環國際廣場，與未來的老闆見面。

公司寫字樓裝修得富麗堂皇，一看就會令你堅信它是一個大型企業，而且由牆上掛著的多幀大幅彩照可以知道，老闆是一位愛國大商人，與中國高層有密切的交往。

老闆的女秘書把我引進大會議室，請我等一下。

會議室三面都是緊密相靠的獎品陳列櫃，裡面擺滿了各種各樣的獎狀﹑獎品和紀念品，金光閃爍。

很快，老闆就滿面春風地走了進來。他一邊握手，一邊打量著：「哦，你四十七了？還顯得這樣年輕，似乎比我還年輕。」

我笑笑：「不，我哪能跟你比呢。」

外觀看去，老闆的年齡應比我小些，身材適中﹐衣著考究，一副精明強幹﹑意氣風發的樣子。他沒回應我，只是往下說：「我見過不少內地學者，四十多歲已顯得很老了。老實說，沒見到你之前，我對你並無太大期望。」

我一下子喜歡上了他的直率：「現在呢？」

「看來我們有緣。說說你自己。」

我把各種證書遞了上去，簡單地說了說自己的經歷。還無意中說到報館的嚴格管理。

老闆一聽，很感興趣：「你以後就按這套方法幫我改善公司的管理。我已經對你很有信心，你對我怎麼樣？」

我說：「老闆滿臉紅光，一定還會有更大的發展。」

「好。我們一起幹吧，我發大財，你也富起來。你當我的助理，為我管理全國政協的文件﹑政務活動和聯絡香港中醫藥社團的工作。」接著，老闆把一張白紙﹑一支筆推到我面前：「請你把自己期望的工資寫在紙上。」

我說：「老闆，工資還是由你定吧。我並不期求單靠轉工提升工資，比我目前在報館的收入多一點就行。」

「為甚麼？」老闆微笑了一下。

「一是為自己留點餘地，萬一暫時沒幹好﹐你會因為工資不高可以讓我再試一試。二是如果我幹好了，也為你再提我的工資留下空間。」

於是我報了個數字。

「那我再加三千元，變成有個八，討個吉利，好嗎？」

見工就這樣結束。幾天後，我應秘書李小姐的要求，送來了我寫的幾篇談經濟理論﹑經管經驗的文章，給她存檔。她給我解釋，董事長助理屬經理級，現有四名助理，一個中國社科院的經濟學博士，一個留美回來的經濟學碩士，一個澳洲回來的學士，各負某一方面的專責工作，我可能會較多陪老闆出差。

老闆亦再次見我，並一一翻看了我的文章。我從他邊看邊說的話中，覺得他知道不少經濟學家的名字和事蹟，甚為佩服。當後來知道他來港前在內地連初中也沒讀完，就更佩服了。

送我出門時，他說：「可惜你完全未管過工廠，否則我可以讓你當一個廠的總經理。」我當時只覺得他對我的觀感好，後來才知道，老闆見我後找過命理大師，大師說他跟屬鼠的人有良緣，能助他擺脫困境，於是普通的合「眼緣」就成了一見如故。

所謂人的緣份，包含機緣(相遇的機會)﹑眼緣(對言行舉止的觀感)﹑事緣(隨共事日子而加深﹑變化)﹑識緣(見識的一致與默契)及情緣(感情的交感共鳴)等五項。我和老闆的緣份，可說是：機緣奇，眼緣妙，事緣開頭好，其他緣份留待以後說吧。

坐失重返商界良機

若論在政治部門的資歷，我在同輩人中可說甚深。1968年上山下鄉到農場，就被徑直留在場（團）政治處，然後調師政治部，兵團政治部，再轉為農懇局政治部。雖然讀歷史，卻因任教政史系，教史之餘亦教政治學﹑領導學。但接觸過我的人都會覺得，無論怎麼看，我的個性中皆無半點政客味或官味，只是個學者或者文人，像學者卻不太嚴謹，似文人又略欠狂放。自問心性，適合搞政治理論，卻不適合搞政治，因此與政壇總是若即若離。

回到香港，以為可以不理政治了，卻又被全國政協委員選中，協助他議了兩年政。

如今，又要重演欲拒還迎的舊故事。

朋友們知我賦閑在家著書，紛紛主動給我介紹工作。先是位得過我幫助的專業人士，來電話詢問了一番生活，然後說，有個專業社團聯合機構的秘書職位，問我去不去。那時候我寫書正寫到興奮時，推掉了。接著，在內地的學生也來港說項，想請我回去出任某貴族中學校長，還說月薪可達一萬五千元。我雖然很想教書，但對主持中學教務卻興趣不大，一怕事務太煩雜，二擔心自己的知識結構太艱深，思維方式太玄奧，為人又太超脫，與傳授常識為主要職責的中學教師溝通有困難，也謝絕了。

考察內地失望而回後，我意識到此時環境惡劣，還是在香港找份工做較好。才這麼一想，兩份工就同時找上門來了。

一天上午，我還沉浸在自著小說《卅年風流》苦甜交織的暗戀情節中，在深圳當港商公司總經理的大學同學突然打電話來：「老路，內地有家大藥廠的老闆想找一位香港業務的主管，我推薦了你。你覺得如何？」我一聽，忙說：「好機會呀。」他說：「他對你也很感興趣。下周三他會到香港，我先把他的電話號碼給你，到時互相聯絡方便些。」

    想不到，當天下午另一位朋友也打電話來：「老路，還閑著不幹事嗎？對我上次給你說過的那份工作，是不是可以再考慮一下呀？」我想，兩份工都見一見，比較一下也好，於是說：「先見見面，暫不确定，行嗎？」朋友說：「行，那就下周三晚上吧。」我一聽，時間相撞，建議改一改，朋友說很難，我想藥廠老闆不會當晚就要見面的，也就算了。

    周三到了，白天無事，晚上我依朋友約定的時間地點，見了議員，一位香港政壇的名人，愛國政黨的主要領袖之一。我對他的初步印象尚可，他似乎急著要人幫忙，說：「今後兩年接連的選舉，對愛國力量的發展﹑香港社會的穩定關係重大，很需要你來幫忙。」我說：「我也樂意支持愛國黨團，只是很不熟悉地區事務，怕心有餘力不足。」議員說：「慢慢學嘛。」我老在惦記著藥廠老闆，心裡暗自問：「怎麼還不來電話呢？難道改變行程了？」嘴上卻說：「我還是信心不足。」「就這樣定吧。」

    飯吃了很久，走出門來，心底有點不實在，不自主地拿出手提電話一看，不覺驚叫：「呀，怪不得藥廠老闆沒電話，原來自己的電話沒電了﹗」

幾番輾轉乘車，回到家中，已是深夜十二時，急忙致電藥廠老闆，對方聲音非常熱情：「我晚上一到香港就打電話找你，找得好苦呀﹗明天上午一定要到我公司來呀，公司就在北角渣華道，乘車很方便的。」

藥廠老闆在渣華道一棟新落成的商業大廈高層辦公室接待了我。他還相當年輕，清秀臉龐，名片上除了幾家藥廠及公司名堂外，還有內地城市的黨政銜頭，可能跟深圳同學相當熟絡，與我一見如故，給我看了他們生產的藥品，他們辦的報紙，還叫了兩名女秘書作陪，吃了頓豐儉適宜的午飯。他說：「我決意大刀闊斧改換現在的香港工作班子，由你主持全部業務。」我答應會認真考慮他的邀請，但仍需給點時間，其實是需要評估一下他的實力與經營目標間的差距。他說：「好，我明天就要回廠，然後有兩個黨政會議，下個月初再來港，那時我們詳談細節。」

以後的事，只能用「鬼使神差」一詞來形容，總之，幾經猶豫，也許當初愛國工會給我的良好印象起了作用，也許陌生即新鮮的漂流審美觀暗中鼓動我接受挑戰，也許只是看朋友面子講義氣，反正我最後同意協助議員拓展地區工作，「幹兩年試試看」，為壯大愛國力量而努力。

定下來後不久，我到深圳與同學吃飯，同學說：「看來你是錯失了一個機會啦，這藥廠如今天天在中央電視台黃金時段大賣廣告，實力不小呢﹗」

說來比小說虛構情節還多巧合，在議員辦事處上班才幾天，原來的老闆也打電話來，表示要重新聘我回去工作，工資照舊。

也只能用「鬼使神差」一詞來形容我當時的答覆：「我已答應幫議員一段時間，這樣就走不好。但你有甚麼事，我一定幫忙。」老闆只好說：「有個廣告，非你寫不行。」我當然答應。

後來，「無公司一身鬆」的老闆回港看望兒子，請我吃飯，看著我搖搖頭說：「阿路，你真是有財運也不懂抓住啊﹗」

哎──，對老闆這句話中有話的話，我無話可說，只能說一句自嘲的話：「愛國情懷終須圓，就讓我花點時間圓一圓吧﹗」

五十年前，我在太平山頂哇然墮地，在外漂泊了半個世紀後﹐今天又回到出生地，為當地居民服務，體驗政治的風風雨雨。

走回出生地的短暫過程中，出現過多次選擇的機會，一次次都眼看著不必回來了，但最後，還是鬼使神差地轉了回來。

我一直給自己定位為文化人，或者是文化經營者，對現實冷眼旁觀，對政治敬而遠之，但，現在又要放下文化，進入現實，最現實的基層社區﹑基層政治。

不幹則已，一旦幹了，起碼也得幹到完成接連兩年的選舉，起碼也要令職業經驗足可以寫一本小冊子，開幾場專題講座，這個時間的代價我必須支付，這個努力的計劃也必須有。

這就是我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