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師變文盲

講師變文盲



內地知識分子大多自視甚高，傲氣十足，其實依賴性甚強。移民香港，無可依賴了，傲氣的本錢一掃而光，反而有利他們按現實要求重塑自己的心理與道德品格，只要勇敢承受下來，自是好事。



我所在的工會，是電業中的大工會，當時全港十大工會之一，有一萬多名會員，實力雄厚，辦公早已電腦化。不但文件、資料、編輯小報都用電腦，連收會員費、記帳、結帳也用電腦，秘書工作時刻離不開電腦。來港前，我所在大學設置電腦室未久，屬數學系管，我雖聽說，但未及參觀，只在弟弟的電腦教研室中見過電腦，十足電腦盲。

香港人講話，即使是普羅一族，都習慣粵語中夾帶英文單詞，特別是專業名詞必用英文，但發音似講粵語，我聽起來頗覺費勁。遇上大公司或政府文件全是英文，更要大翻字典，忙了半天可能還是不知所云。

切勿以為中文是內地知識分子的長處。因為香港用的是繁體字，通用的電腦中文輸入法──倉頡輸入法，也根據繁體字取碼，而且是用台灣慣用的印刷字形（不少與內地不同），我專習中國古代史，較熟悉繁體字，但對不少筆劃複雜的字也是能認不能寫，非查字典不可。對那些簡化時合併了的異義同音字（如覆複復、系係繫、匯彙等），很容易用錯字。香港公文、信函的稱呼和禮語興用舊式辭彙，表示禮儀隆重時甚至會用文言行文，「習語套話」與內地差異極大，連一些常用詞也不一樣（如素質寫作質素，提高常作提升，課室叫班房），格式受英文影響，標題、簽名的位置與內地不同，段間興空行，段首亦可不低兩字，等等。全都要重新學，自以為是只會自討苦吃。我試過不止一次，看著自覺滿意的文稿被工友改得面目全非，只有臉紅份兒，作聲不得。

工會業務繁雜，如答覆會員諮詢，關於專業註冊、技術規程、勞資關係等問題政策性很強，答錯就可能惹麻煩。陪工人到勞工處投訴老闆，或上勞資關係審裁庭答辯，都要有足夠知識和經驗。陪工人與資方商談庭外和解亦得講究技巧。這些都是香港特有的，內地知識分子一無所知，必須從零學起。

說來也許好笑，最初連接聽電話也不習慣，因為那時內地電話極少，當教師又不須坐辦公室，半年也未必要打幾次電話，因此一拿起話筒就覺得大腦變遲鈍，答話也顯得結巴。常用的禮貌語如「早頭」（早上好）、「唔該」（謝謝）及回應語氣詞（如用「系」代替內地慣用的「好」），都要細心模仿，才能漸成自然。

如果對外聯絡，不懂的常識更多。如對來往較多的政府及公共機構的名稱與職責一無所知，聽了半天電話還搞不清對方是何方神聖，急得滿頭大汗。推車子上街送資料，因為不熟悉而經常走錯路、下錯車，不知道街邊每逢轉彎處必有一段平緩缺口方便手推車和行人行走，竟然用手托車，出盡洋相。

總之，我這個大學講師到了香港，其實成了半文盲，覺得工會能錄用當秘書已是幸運。因此我很珍惜這份工作，對每樣不懂的事都老老實實請教，還下了很多苦功學電腦中文輸入法。

社會上有個說法，認為45歲以上的人，如果從未接觸過電腦的，見了電腦就會產生「電腦恐懼症」，我當時已近45歲，初學電腦時苦不堪言，常常為取字碼焦躁不安，六神無主。不過，為此下過的一番苦功，成了我在同齡人中的一項優勢，也為後來自己排版出書，進而當上電子商貿公司的老闆打下根基。

至於解答會員諮詢，則一直旁聽了幾個月同事的答詢之後，才能勉為其難。而陪伴工人上法庭與資方打官司，則始終是當配角，未能獨自領軍，「舌辯群雄」，已成一憾。

別以為虛心向學，對一個中年學者是件容易的事。當要學的只是些常識，還必須拿出小學生般的誠意和傻勁才能學得一二時，難堪的感覺有時會揮之不去。

一次，我為會長寫「新年賀辭」，文中用了「夜以繼日」一詞，會長看了大不以為然，要求改為「日以繼夜」，還說：「不知路生此詞出自何典？」其實，翻開任何一本成語辭典都可以知道，只有「夜以繼日」而無「日以繼夜」。如果在內地，我的意見當然比很多人權威，但當時只能「啞忍」（默默承受）用錯詞的指責，因為是學生，必須謙虛謹慎。此時想起在內地大學任教時，為小事跟副校長大吵一場的舊事，方覺十分不妥。

中國知識分子大多自視甚高，傲氣十足，其實依賴性甚強。移民香港，無可依賴了，自負與傲氣的本錢一掃而光。這種掃光，有利於他們按現實要求重塑自己的心理與道德品格，只要勇敢承受下來，自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