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風波

暴雨風波



讓各種不同利益取向的集團自由表達意願，再透過共議及監察機制達到相互制衡，是資本主義制度為維持正常運作的基本設計。而限制政府濫用或誤用公權是制衡的重心，所以，政黨、政客、傳媒機構及社會團體，都以監察與批評政府視作自身發展的跳板。



    一場導致多條街道水浸的暴雨，令我對香港的社會管理產生了第一個新鮮的感覺。

    一天清晨，風狂雨暴，兩小時的降雨量超過600cc，當人們從夢中醒過來時，發現到處的街道都被雨水所浸。不但新界的鄉村，連九龍的旺角彌敦道、深水土步南昌街、香港島灣仔區的大道上，都見積水橫流，風雨還毫無減息的跡象。早出的人們、車輛都要頂風冒雨趟水而過，特別是一些小學生，被猛烈的風吹得東倒西歪，被腳下的雨水沖得跌跌趔趔。收音機、電視機裡不斷地報道雨情、水情，以及消防隊和警隊出動救護受水所困的市民的新聞。

    此後，我一連三天，從電視新聞中都看到在立法局會議上，議員們不斷為暴雨浸街事件批評市政局、氣象局、教育署、渠務署的政府官員失職。主管街道排水設施的市政局、渠務署當然首當其衝，連氣象局也因為不能及時預報早上的雨量而被批評為「專業水準不高」，教育署因為不能在七時學生返學前發出因暴雨停課的通知而被批評為「官僚作風，應變能力差」。議員們最後的結論是「高官白拿了納稅人的錢」。我聽了政府官員和氣象局高級科學主任給議員作的解釋，覺得還算合情合理，實有力所不及的客觀原因，但議員們依然不肯放過，繼續在追究責任，提出各種改善的要求和建議，逼官員們保證下次暴雨來臨時不會再出現雨水浸街的現象。議員們臉紅脖子粗地「無限上綱上線」的發言，至今仍歷歷在目。         

    我對議員責罵官員的現象感到很新鮮，與工會秘書談起，他說：「高官收得高薪，自然要經得起市民罵啦。」對老香港人，這可能已司空見慣，但我卻從中看到了社會管理觀念上與內地不同的東西。因為同時間，廣州、深圳亦有多條街道被雨水所浸，深圳火車站外還有人發「水難」財，用木板、手推車等幫人涉水過街賺錢，但並不見傳媒有任何關於官員或政府部門被公開追究責任的報道。

    我們在內地實在見慣了社會管理的種種粗放的、不用問責、也不知向誰問責的現象，好像一切都必然如此，任何改善都只能靠官員的自我改進，人們或傳媒的批評和追究反而會影響社會的安定。

    如果我沒有記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八十年代中曾首次出現代表們質詢部長的事，這種做法迅速傳染到省、市級人大。我工作過的城市就出現過人大代表拒絕通過人事局早已上報省要求提升的局長名單的事件。不過，這種偶然出現的新鮮事物，後來似乎很快又消失無蹤了。

    這就常常令我生出一個「感覺挺妙」的想法：甚麼時候才能讓我們內地的人民公僕也都要經受人民代表們群起嚴詞斥責追究的場面呢！

    我看到一則有關內地新移民學生如何適應香港社會的電視新聞，當記者問一位剛從北京來港的小女孩「你覺得來香港有甚麼不習慣」時，小女孩坦率地說：「我覺得香港人老愛罵政府的習慣不好，我們不會這樣做。」這就應了內地的一句流行語：「存在決定意識。」我相信，這位北京小女孩在香港很快就會學懂批評政府的。因為這是學習關心社會問題的第一步。

    看香港電視劇，我們很容易看到這類鏡頭：當警員查問一個可疑人物時，他很粗魯地說：「差佬大晒咩(警察很了不起嗎)？我也是納稅人呀！」語下之意是，你領的薪酬中也有我出的一份。而這時警員當然不會接話說：「納稅人大晒咩！」如果這樣說，惹來的指責恐怕就太難受了！

    後來，議員的猛烈批評確實推動了街道排水渠務工程的全面改善，基本堵絕了九龍和港島雨水浸街的現象，後來似乎還促使政府組成跨部門的緊急事件應變指揮中心。議員批評造成的壓力，的確是推動政府改善市政管理的一種動力。

    這令我想起，念大學時，曾寫過一篇研習列寧《國家與革命》的論文作業，我在論文中提出，國家的職能除了傳統所說的階級專政外，更大量的是社會管理職能，這是任何國家都要面對的、具有很多共性的問題，因此外國有關方面的經驗，我們都應虛心研究和學習。這種看法在1980年的當時可以說是相當大膽的，不過主講老師似乎也頗給好評，後來對我說：「你不必讀這門課了，寫個報告申請免修吧，我一定批准。」當然，我後來並無勇氣真的申請免修馬列經典著作。

    一天，主管工會日常業務的副理事長與我商量，問我有無辦法讓一向輕視工會的報紙報道工會新聞，提高工會的社會知名度。我就根據這場暴雨風波的啟發，對他說：「工會要出名，攻老闆是辦法，罵政府是更容易的辦法。」

    不久，機會就來了。一次是電廠的氧氣瓶爆炸，炸死、炸傷了在場的工人，理事會召開緊急會議，決議要對事件表示強烈關注，我於是奉命寫了理事會聲明，代表受害工人親屬索取較優厚的賠償，並要求廠方採取措施堵絕事故。聲明寫好後立即傳真往各大中文報紙，結果好幾家大報都在第二天刊登了。

    又一次是政府決定將電工技術注冊的登記收費跟隨消費指數上調幾十元。幾十元對收入較高的電工來說並不算多，但有權代政府為會員登記的工會決定反對加收，公開提出抗議，結果亦有幾家報紙作了報道。

    通過對各種類似社會現象的觀察，在內地大學教過「政治學原理」課程的我，領悟到新的知識，其中一點是：讓各種不同利益取向的集團或階層「自由」表達自己的意願，然後透過一定的共議及監察機制達到相互制衡，是資本主義制度為維持社會正常運作的基本設計。而限制政府濫用或誤用公權是這類制衡的重心，所以，政黨、政客、傳媒機構及社會團體若要謀求發展，都必須積極發揮對政府的監察與批評職能。香港奉行的是行政主導的代議政制，是為了能在民主與效率之間取得平衡，成為創造經濟奇跡及社會管理進步神速的重要原因。

    當時香港的所謂「議會」有三級：立法局、市政局(於1999年被裁撤)及區議會，是政府提供巨額資源供養起來的主要的監察者和批評者。此外，還有很多法定的(由政府提供一定的資金、人力支援)及非法定的、專業的或一般民間的諮詢委員會，一個職能局下可能有十多個這種委員會。他們的反對態度，也足可以迫使政府完善、修改或延遲其施政決心。我覺得這種獨立的諮詢委員會制度，對內地目前的政治體制改革應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這種認識，對我後來參與政治及政黨活動，是一種很重要的知識準備。